“第三策,汰冗官。如今六部九寺,官员数量比贞元年间多了一倍,可办事效率反不如前。为何?因人浮于事,因权责不清,因……有些人占着位置,不做事,只捞钱。”
言豫津声音平稳,一句句说下去。第四策严考功,第五策明赏罚,第六策通言路,第七策恤民力……每一策都直指时弊,每一策都戳在柳澄心里最痛的地方。
这位老臣执掌中书省十余年,这些弊病,他比谁都清楚。可清楚又如何?朝局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誉王在时,他不敢动;夏江在时,他动不了。如今誉王倒了,夏江死了,可朝堂还是那个朝堂,积弊还是那些积弊。
帛书翻到第九策时,柳澄的手,终于伸了过去。
他拿起帛书,凑到窗前细看。雨水顺着窗棂往下淌,光线昏暗,他眯着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第十策——“正史笔,还清白”时,手指猛地一颤。
这一策写得最简略,只有寥寥数行:“国史之重,在于信。若有冤假错案藏于青史,则史不信,民不信,国将不国。当择其重者,查证分明,该平反则平反,该正名则正名。如此,方显朝廷公义,方固天下人心。”
柳澄抬头,看向言豫津:“这‘重者’,指的什么案子?”
“柳相心里清楚。”言豫津迎上他的目光,“十三年来,朝野上下,民间巷陌,议论最多、牵涉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哪桩案子?”
“赤焰案已定!”柳澄声音陡然拔高,“铁案如山,岂容翻覆?!”
“铁案?”言豫津笑了,笑意悲凉,“若真是铁案,夏江为何认罪?若真是铁案,寒氏的血书从何而来?若真是铁案,谢玉为何在押解回京路上,三次遇刺,三次未死——因为有人怕他开口,有人怕他说出真相!”
“那是夏江、谢玉构陷!”柳澄握着帛书的手在抖,“与陛下何干?与朝廷何干?”
“若只是夏江、谢玉构陷,”言豫津缓缓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雨中那株老梅,“那为何十三年来,所有想查案的人,都死了?为何所有想喊冤的人,都闭了嘴?为何这桩‘铁案’,像座山一样压在朝堂上,压在天下人心里,谁都不敢碰,谁都不能提?”
他转身,目光如电:“因为这座山,不是夏江、谢玉垒的。是猜忌垒的,是权欲垒的,是……所有明知道有冤,却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人,一起垒的!”
话音落,惊雷炸响。
春雷终于来了,轰隆隆滚过天际,震得窗棂嗡嗡作响。电光闪过,照亮柳澄苍白的脸,照亮他眼中那片深不见底的挣扎。
“言公子,”老臣声音嘶哑,“你知道翻案的后果么?”
“知道。”言豫津走回座前,重新坐下,“朝局动荡,人心惶惶,陛下颜面扫地,皇室威信受损——这些,豫津都想过。”
“那你还——”
“可若不翻呢?”言豫津打断他,声音沉下去,“柳相,您是三朝老臣,历经风雨。您告诉我,一个背着污名的朝廷,能走多远?一个让忠良寒心的江山,能坐多久?一个连公道都给不了百姓的帝王,配叫天子么?”
柳澄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这份《吏治革新十策》,”言豫津手指点了点帛书,“每一策,都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都要得罪人,都要冒风险。可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不做,大梁就真的完了。贪官污吏横行,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边关军心涣散——这些,柳相难道看不见?”
“我看得见!”柳澄终于爆发,霍然起身,手中帛书哗啦作响,“可我更看得见,朝局需要稳!江山需要稳!陛下如今病着,靖王监国才几个月,若此时翻旧案,等于在朝廷伤口上再捅一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作乱,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蠢蠢欲动!到时天下大乱,谁担得起这个责?!”
“所以就要让七万冤魂永远沉在地下?”言豫津也站起来,目光灼灼,“所以就要让天下人觉得,朝廷无公道,皇家无亲情?所以就要让后世史书写,大梁元佑朝,君昏臣奸,忠良尽殁?!”
两人对峙着,呼吸急促。
雨声,雷声,在窗外交织成一片。
良久,言豫津深吸一口气,声音缓下来:“柳相,您说守正持平。这‘正’,究竟是什么?是守着十三年前那道可能是错的圣旨,还是守着天下人心里的那杆秤?是持平于陛下一人的颜面,还是持平于江山社稷的长远?”
柳澄跌坐回椅中,手中帛书滑落在地。
他闭上眼,眼前闪过很多画面。十九岁中进士那年,殿试上先帝问他:“何为臣子之道?”他答:“守正持中,不负君,不负民。”先帝抚掌大笑,点他为探花。
三十五岁任江州知府,遇百年大旱,豪强围积粮米,百姓易子而食。他顶着压力开官仓放粮,被弹劾“擅权”,押解回京。是当时还是皇子的梁帝萧选,在御前为他力辩,说“柳澄所为,乃为民请命,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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