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就容易多了。
就像站在悬崖边，迈出第一步需要巨大的勇气，但一旦迈出，剩下的就只是惯性下坠。
3月，我帮一家建筑公司加快审批流程，收了两百。
4月，在一份政府采购合同中默许虚报价格，分得三百。
5月，将一条铁路支线的优先建设权给某个议员的家族企业，拿到一千。
钱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开了秘密账户，用假名存钱。每次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缴费，买药。百浪多息确实有效，艾琳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脸色也红润了些。医生说她“恢复得很好，照这个趋势，八个月后可能就能出院休养”。
我高兴得像个孩子。
看，我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没有这些钱，艾琳可能已经死了。而现在，她在好转，她在对我笑，她能坐起来看书了。
道德？
去他妈的吧。
救人有什么错？
但治疗费像个无底洞。
“百浪多息”需要长期服用，黑市价格越来越贵。艾琳出现了并发症，脾脏栓塞，剧痛，高烧。需要手术，需要更贵的抗生素，需要私人护士24小时看护。
钱永远不够。
而赚钱的诱惑越来越大。
我发现，权力真是一种迷人的东西。一个签名，一个印章，一次“通融”，就能换来普通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那些商人对你点头哈腰，那些同僚对你投来羡慕或畏惧的目光。
我开始享受这种感觉。
享受被需要，被讨好，被敬畏。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好事”，用受贿来的钱的一部分。我资助了贫民区的儿童食堂，给老兵协会捐款，帮几个真正有才华但贫穷的年轻人争取到政府奖学金，让他们能够进入学校享受教育。
每次做这些事时，我都感到一种扭曲的慰藉：看，我不是完全的坏人。我贪污，但我也在帮助别人。
这算是……平衡？
自欺欺人罢了。
那时我已经是财政部副司长，权力更大，能接触到的“机会”更多。我建立了一个小圈子：几个志同道合（或者说同样堕落）的官员，几个可靠的商人，形成了一个利益网络。
我们操纵政府采购价格。
我们倒卖战时管制物资。
我们给某些公司“特殊照顾”，换取干股和分红。
钱滚滚而来。
我给艾琳换了最好的私人医院，请了伦敦最权威的心脏病专家。小查尔斯上了昂贵的私立学校，我们家搬到了梅菲尔区的大房子。
表面上看，我们是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体面的丈夫，温柔的妻子，聪明的儿子。
只有我知道，这栋华丽房子的地基，是由谎言和罪恶浇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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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死于1929年11月。
不是心脏问题，经过几年持续治疗，她的心内膜炎已经控制住。
是肺炎。
一次普通的感冒，因为免疫力长期受损，迅速发展成重症肺炎。抗生素无效。
她死的时候很平静。
握着我的手，蓝色的眼睛看着我，轻声说：“查尔斯，对不起……拖累了你这么久。”
然后，她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逐渐冰冷的手，坐了整整一夜。
没有哭。
眼泪好像在三年前就流干了。
葬礼很简单。小查尔斯十三岁，穿着黑色小西装，紧紧抓着我的手，眼睛红肿，但没有哭。他说：“爸爸，妈妈去天堂了，对吗？”
我点头，说不出话。
葬礼结束后，我回到空荡荡的公寓。
艾琳的东西还在：她没织完的毛衣还放在沙发上，她喜欢的茉莉花茶罐还在厨房柜子里，她的梳妆台上还摆着我们结婚时的合影。
照片里的她笑靥如花，靠在我肩头，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光。
而我，当时也笑得像个傻子。
我把照片扣在桌面上，在黑暗里坐到深夜。
我以为我会哭，会崩溃，会发疯。
但我没有。
我只是坐在那里，感觉胸腔里那个曾经跳动的东西，已经和艾琳一起，被埋进了六英尺深的泥土里。
那天晚上，我走到书房，坐到书桌前，面前摊着账本。过去四年，我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积累了超过十万英镑的财富。艾琳的治疗花了大约两万，剩下的八万，足够我和小查尔斯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
我可以停手了。
现在停手，带着这笔钱提前退休，去乡下买个小庄园，抚养小查尔斯长大。也许还能做点慈善，赎罪。
我真的这么想过。
但第二天早上，回到财政部，看到桌上那些等待签字的文件，看到那些商人谄媚的笑脸，感受到那种掌控权力的快感……
我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了。
就像吸毒。
第一次是为了止痛，后来就成了瘾。权力是比吗啡更强烈的麻醉剂，它能让你忘记良心的谴责，忘记夜半的噩梦，忘记镜子里那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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