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并非完全是姜、何二人胆怯畏战、故意谎报军情以推卸责任。
实在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哪怕一丁点儿与东北军正面交锋的底气！
让我们看看他们手中可用的筹码：
热河都统姜桂题，麾下直辖的核心部队，是大约1万人的旧式毅军。
这支部队脱胎于晚清淮军系统，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战斗力。
但时至今日，其武器装备早已严重落后于时代。
训练废弛，军纪涣散，吃空饷、克扣军饷现象普遍。
它更像是一支维持地方治安、顺便为都统大人看家护院的旧式武装，而非能打硬仗的近代化军队。
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他的情况更为窘迫。
他能直接指挥的，仅有大约5千人的地方守备部队。
这些部队的构成更为复杂和低劣，装备可能连毅军都不如，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更是堪忧。
其主要任务无非是弹压地方、征收税捐，面对正规军几乎毫无抵抗力。
这两支部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货色”！
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可能还大量使用老式步枪甚至冷兵器！
训练严重不足，战术思想停留在上个时代，后勤补给能力薄弱，官兵待遇低下，士气低迷。
用这样的部队，去对抗对面那支刚刚完成现代化扩编、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且在对日作战中证明了自己的东北军卫戍师？
即便“只是”卫戍师，其标准也远高于北洋精锐！
毕竟卫戍师已经在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两处战场证明过了，能正面击溃同等数量日军精锐，而北洋军精锐却无此战绩！
两都统拿什么对抗？
拿头吗？
这几乎是所有稍有军事常识的将领都会得出的绝望结论。
硬撼的结果，不是被打垮，就是被歼灭，绝无第三种可能。
姜桂题和何宗莲都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军阀，保存实力、看风使舵是他们的生存本能。
他们岂会为了“中央”的一纸可能无法兑现的空文，就赔上自己安身立命的全部本钱？
……
因此，在发给北洋中枢的电报中，不将犯边的东北军数量汇报得夸张一些、严重一些。
怎么能让远在北京、可能对前线具体实力对比缺乏直观感受的“大佬们”，真正明白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与紧迫性呢？
怎么能有效地让总统府和陆军部那帮习惯于讨价还价，有时还心存幻想的官僚们，彻底打消“命热河、察哈尔驻军就地坚决阻拦”这种不切实际、等同送死的念头呢？
将1.5万说成“数万”，既是一种自我保护（提前表明敌我力量悬殊，非我不战，实不能战）。
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危机公关”，旨在用最强烈的信号，倒逼中枢做出最符合他们地方利益，即避免冲突的决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奏效了。
当唐在礼将“数万东北军虎狼之师压境、扬言一小时后借道”的急电呈报给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时。
确实引起了足够的震撼与忌惮，促使北洋高层在短暂的僵持后，迅速做出了“避战保船”的决定。
所以，当姜桂题和何宗莲最终收到来自北京统率办事处的明确指令——
“所部向南收缩兵力，将热河、察哈尔两地北部通道让出”时。
两人几乎是同时大松了一口气，悬在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落地。
紧张过后，一种荒诞的轻松感甚至幽默感涌上心头。
据说，姜桂题在向部下传达“让道”命令时，对身边的亲信幕僚摇头叹道：
“唉，都是民国自家的兄弟部队嘛，能不动刀兵、不打打杀杀的，那自然是最好了！”
无独有偶，远在察哈尔的何宗莲，在类似的场合，竟也对心腹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终究是民国袍泽，何必非要兵戎相见？能让则让，以和为贵嘛！”
这两句如出一辙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地方军阀在绝对实力差距下的生存智慧与无奈自嘲。
所谓的“民国兄弟”、“自家袍泽”，在枪杆子面前，不过是维系最后一点体面的遮羞布。
他们庆幸的，不是“兄弟情深”，而是终于不必用自己那点可怜的家底，去测试东北军那锋利的“虎狼”獠牙了。
“让道”之举，与其说是服从中枢命令，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在强权碾压下的明智自保！
……
然而，姜桂题与何宗莲这两位刚刚为成功“让道”，避免了与东北军正面冲突而暗自庆幸的都统大人。
他们那口长气还没来得及完全舒坦地吐出胸腔。
新的、更令人心悸的情报便如同冰冷的鞭子，抽打在他们刚刚松弛的神经上。
前沿负责监视东北军动态的哨探与军官，连滚带爬地送回了紧急军情：
东北军裴其勋所部在越过边界、进入热河与察哈尔境内后。
其兵锋并未如他们所期待和北洋中枢所“理解”的那样，沿着让出的那条狭长通道径直向西，直奔外蒙古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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