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四月，长安城春意盎然，百花争艳。然而，比春光更引人注目的，是坐落于皇城附近、毗邻国子监与大唐皇家图书馆的一处新地标——一座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崭新建筑群。青砖灰瓦，飞檐斗拱，既保留了唐风的庄重典雅，又在布局和细节上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实用与规整气息。建筑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金丝楠木匾额，上面是李世民亲笔题写的六个鎏金大字——大唐皇家医院。
这座医院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源头，可追溯至一年多前，药王孙思邈在那份震撼朝野的奏疏中，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他深受林昊带来的《赤脚医生手册》启发，不再满足于个人悬壶济世，或仅仅服务于宫廷贵族，而是立志要建立一套惠及万民的、系统化的新式医疗体系。
李世民的远见卓识与孙思邈的仁心仁术在此刻完美契合。皇帝深知，一个强盛的帝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充盈的国库、开明的文教，更需要健康的子民！百姓若无病无灾，方能安心生产，效力国家。于是，他力排众议，批准了孙思邈的请求，并下令由将作监牵头，户部、工部协同，太子李承乾监督，选址营建这所前所未有的“医院”。
筹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便是理念的冲突。太医院内一些保守的太医令、医博士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暗中非议。
“集中诊治？与市井小民同处一室？成何体统！”一位老太医吹胡子瞪眼，“医者，神圣之事，当静室独诊，岂能如集市般喧闹？”
“还有那所谓的‘消毒’、‘隔离’，简直闻所未闻！病气乃天罚，岂是用水煮、用酒擦就能避开的？”另一人附和道。
面对这些守旧之声，孙思邈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非凡的智慧。他并非一味强硬反驳，而是借助李世民的支持和林昊提供的理论，在尚药局典纂处内部，以及小范围的医学研讨中，通过显微镜展示“微生物”（尽管看不清病毒细菌，但能看到一些微小生物活动），通过对比实验展示煮沸消毒、酒精擦拭对预防伤口化脓的效果，用实实在在的证据，一步步说服、争取那些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同僚和年轻医官。
其次便是设计与施工的挑战。林昊根据后世医院的一些基本理念，为将作监的工匠提供了许多建议：
功能分区：明确划分门诊区（接待初步问诊）、住院区（收治重症需观察者）、手术区（进行简易外科处理）、药局（储存和配制药品）、以及孙思邈坚持要设立的“医学研习所”（用于教学和研究）。
通风采光：大量采用高窗、天井设计，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以减少“病气”滞留。
卫生设施：引入了独立的净房（厕所）和盥洗区域，要求引流通畅，并规划了专门的污物处理通道。
建筑材料：地面铺设了易于清洗的青石板，墙面则以白灰粉刷，力求整洁明亮。
这些要求对于当时的工匠而言颇为新颖，但在将作监大匠的精心组织和太子李承乾的督促下，工匠们发挥智慧，克服困难，最终将这些理念一一实现。
与此同时，孙思邈并未等待医院完全建成才开始人才培养。他利用尚药局典纂处的资源，以及李世民特批的权限，从太医署、民间郎中乃至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中，遴选了一批心思灵敏、富有同情心且不排斥新知的“学徒”。在医院的筹建期间，他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
培训内容，是传统医学精华与《赤脚医生手册》中新理念的融合：
他们依然要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辨证思想，熟识数百种常用草药。但同时，他们必须掌握基本的解剖知识（主要基于动物解剖和图形学习），理解“微生物致病”的可能性，严格遵守孙思邈制定的“洗手、器械煮沸、伤口清理”等消毒规程。
他们学习如何更规范地处理外伤、骨折，如何利用改良后的“土法青霉素”处理感染，如何识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早期症状并进行隔离上报。
林昊甚至指导将作监，为医院试制了一批相对精良的医疗器具，如改进后的银针、更小巧的手术刀、镊子，以及虽然简陋但已初具雏形的听诊器（用中空木管和兽皮膜制成）。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这座承载着希望与变革的大唐皇家医院，终于巍然屹立。
开张当日，晴空万里。医院门前广场，旌旗招展，禁军肃立，维持着秩序。闻讯而来的长安百姓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人人翘首以盼，好奇地打量着这所传说中的“官家医馆”。
吉时将至，皇家仪仗迤逦而来。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携手而至，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以及其他后妃、皇子公主紧随其后。朝中重臣，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程咬金等，以及众多文武官员，皆奉旨前来观礼。就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几位宗室老王，也难得地出现在现场。世家门阀虽心情复杂，但此等场合，亦不敢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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