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荒雪沟那天，是腊月初七。松嫩平原的冬天，能冻裂石头。火车在平原上爬了整整一天，窗外是望不到头的白，雪盖住了天和地的界限，只留下些枯树的黑色剪影，像插在坟头的香。下车时，天色已经暗成铁青色，站台上零星几个人，都裹着厚重的棉袄，呼出的白气刚离开嘴边就被风撕碎了。
我是回来寻根的。太爷爷那一辈从山东逃荒过来，在荒雪沟落了脚。爷爷年轻时离开，父亲在城里生了我。家里只剩些模糊的老照片和一枚刻着“荒雪沟平安”的桃木牌。大学读民俗学，导师听说我的祖籍，眼睛一亮：“那地方有意思，有些东西值得记下来。”于是揣着记录本和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我踏上了归途。
老孙头是我在沟里能找到的唯一肯多说话的人。他是村支书，六十多岁，脸上沟壑比田垄还深。他把我安排在村东头的老屋里，那是太爷爷留下的，多年没人住，冷得像冰窖。
“后生，你回来得不是时候。”老孙头帮我生炉子时，蹲在灶前闷声说。
“怎么？”
他添了块劈柴，火光照着他半边脸，另外半边陷在阴影里：“入了冬，沟里不太平。”
我笑了：“叔，我是学民俗的，就爱听这些。”
老孙头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很，像在看一个不知深浅的孩子。他拍拍手上的灰，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沉甸甸的夜色：“你知道咱这为啥叫荒雪沟不？”
我摇头。
“早些年，关里闹饥荒，人像潮水一样往关外涌。有一年冬天——听我爷爷说，是光绪年间——一伙逃荒的走到这儿，遇上了‘大烟泡’，那是能把天和地搅成一锅粥的暴风雪。几十口子人，就没了。”他顿了顿，“里头有个妇人，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挎着半筐杂粮，高粱小米混着些糠皮。人冻死了，魂儿没散。每年雪一封地，就能听见她筛粮食的声音。”
“筛粮食？”
“哗啦，哗啦……”老孙头模拟着那声音，干涩的喉咙里挤出细微的摩擦声，“像用竹笸箩筛杂粮，拣里头的小石头和土坷垃。老辈人说，她是放心不下孩子，想着筛干净了，给孩子熬口粥。”
我本子已经掏出来了：“有人见过吗？”
老孙头脸色沉下去：“见过？循着声去的人，都没回来。雪化了才能找着——人埋雪里了，就剩一只手露在外面，手指头勾着，像在扒拉笸箩。”他转过身，炉火在他背后跳跃，“后生，当故事听听就得了。晚上别出门，尤其别往北沟去。”
北沟，就是荒雪沟最深最荒的那段，两坡夹一洼，雪积得比人还高。
头几天，我忙着走访。村里统共不到五十户，年轻人大多出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提起筛粮声，他们要么摆手不说，要么眼神躲闪。只一个豁牙的老太太，在我帮她挑完水后，拉着我袖口低声说：“那妇人姓陈，孩子叫宝儿。作孽哟，娘俩儿蜷在个雪窝子里，发现时，娘还把宝儿搂在怀里，筐在胳肢窝夹着。”她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雪是活物，吃人呢。”
我记录下这些碎片，心里那点学术性的好奇，渐渐掺进了别的东西。晚上躺在冰冷的炕上，风声像无数只手在挠窗纸。我仿佛真听见了，极远处，细细的哗啦声，一起一伏，像呼吸。
第四天夜里，我决定去北沟边缘看看。没告诉老孙头，只说去村西采访。下午天就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我穿上最厚的棉衣，揣了手电、笔记本，还有那枚桃木牌——不知为啥，我觉得该带着它。
北沟离村子有三里地，中间是一片稀疏的杨树林。雪很深，没到大腿，每一步都拔得艰难。风不大，但尖利，像小刀子割脸。树林里格外静，连乌鸦都不叫。只有我的喘息和踩雪的咯吱声。
走到林子边缘，天色已经暗得像墨汁。北沟就在前面，那是个巨大的白色凹陷，两侧的坡上长满枯黄的灌木，在暮色里像僵硬的毛发。我站住脚，喘着气，突然觉得有点蠢。为一个飘渺的传闻跑到这荒郊野岭。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
不是风声。
哗啦……哗啦……
很有节奏，一下，一下，像用细密的筛子过东西。声音从沟底传来，闷闷的，但清晰无比。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摸出手电，朝声音方向照去。光柱刺破昏暗，落在雪地上，只看见一片平整的白，没有任何足迹或异物。
哗啦……哗啦……
声音持续着，不紧不慢。我屏住呼吸，仔细听。那里面确实有谷物摩擦的沙沙声，还有细微的、像是小石子碰撞的脆响。完全符合老孙头的描述。
理智告诉我该回头。但我的脚，却不由自主地朝前挪了一步。接着又是一步。我想，就靠近一点，看清楚声源是什么。也许是冻裂的树枝？风穿过某种结构？我是搞民俗的，得实证。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沟里下。坡很陡，雪更厚了。每走一步，雪都淹到腰际。那筛粮声越来越清晰，仿佛就在前面几十米处。我甚至能分辨出，那声音里偶尔夹杂着一两声极轻的哼唱，不成调子，只是几个模糊的音节，像是母亲哄孩子睡觉时的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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