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风雨飘摇的大明末世，我站在了权力的旋涡中心。
面对舆论的压力，我挑中了一把刀。
就是那被众人唾弃却颇具谋略的阮大铖。
金陵城中，纸醉金迷的秦淮河畔，东林残余与复社的势力在此地盘根错节，他们造谣，诽谤，污蔑，中伤我本人，以及当今的一些政策。
甚至对新皇女帝也有不屑之言。
不是说她不是公主，就说她与我有了私情，是我一手捧出来的傀儡。
说她牝鸡司晨，败坏朝纲。
看，他们是如此恶毒，像毒瘤般侵蚀着这看似繁华的盛世。
我深知，若要重振朝纲，稳固这摇摇欲坠的江山，对他们的打击已刻不容缓。
为此，我第一刀砍向了贱籍制度。
大明的贱籍制度，犹如一道沉重的枷锁，禁锢着无数人的命运。
历代君王常将此作为惩治政敌的利器，一旦被打入贱籍，男丁世世为奴，女子代代为娼，永无出头之日。
而这些贱籍之人，只能被迫从事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低贱营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
我心中冷笑，今日，我便要以这贱籍制度为切入点，展开对东林、复社的反击。
于是，我毅然下达了废籍令。
表面上，这是一项解放贱籍之人的善政，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紧接着，我以整顿风俗业为名，颁布了一道更为严苛的法令：本国女子严禁从事任何低俗产业，哪怕是那些半掩门子的隐晦营生也绝不姑息。唯有外国女子，方可踏入这被世俗所鄙夷的风月场。
我要让这秦淮河畔的风气为之一变，更要借此斩断东林、复社与这风月之地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时间，整个秦淮河炸开了锅。
那些平日里倚红偎翠、逍遥自在的达官贵人，那些靠出卖色相为生的女子，纷纷发出怨声载道的抗议。
然而，我对此却充耳不闻。在这乱世之中，若想成就一番大业，又怎能被这些浅薄的民意所左右？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为了打破民间舆论被东林、复社把控的局面，我斥巨资开办了一家出版社。
一方面，发行报纸，旨在为朝廷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声渠道，让百姓听到真正的圣意，不再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谣言所蛊惑；另一方面，印刷那些被称作“小刘备”的通俗读物，其中的门道可不少。
这些“小刘备”的内容，多是精心编排的故事。
主人公要么是满清的达官贵人，揭露他们的贪婪残暴，以激起民众对异族侵略者的愤恨；要么便是东林复社的诸位“仁兄”，尤其是那些与秦淮名妓往来密切的风流韵事，被我着意渲染，添油加醋地描绘在书中。每当新书发行，总能引得无数人竞相抢购。看着街头巷尾人们为了一本“小刘备”争得面红耳赤的模样，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嘲讽。世人皆道我此举下作，却不知在这舆论的战场上，亦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在这金陵城中，权力的争斗从未如此激烈。
我与阮大铖并肩作战，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惊涛骇浪。
每一次政令的颁布，每一本“小刘备”的发行，都是我们向敌人发起的冲锋号角。
前路荆棘密布，可我从未有过丝毫退缩之意。
因为我深知，唯有彻底铲除东林残余与复社的势力，这大明的江山，才有一线生机。
人所共知一件事。
大明朝，烂透了。
不管别的，就目前来说，就东林党人贪腐最深。
反腐这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上了。
为了反腐，我传召了那个名声在外的史可法。
世人皆对史可法交口称赞，那名声响亮得仿佛他就是当世的无双贤才。
可在我这双阅人无数的眼中，他不过是个眼高手低的无能之辈罢了。
早年间，他在京城便混不下去，朝堂政斗的漩涡中，他毫无还手之力，像个没头的苍蝇般四处碰壁，很快就被排挤到南京，说是去任职，实则是被打发去养老。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拥立之功，这本该是他飞黄腾达的绝佳契机，可他呢，又稀里糊涂地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局。
如此际遇，足以见得他在官场的生存能力实在堪忧。
我心里清楚，这样一个人，若放到地方上，不但做不了实事，反而还会给当地添乱，倒不如把他召回身边，看能不能发挥些许作用。
不多时，史可法便大步迈进殿来。
还未等我行君臣之礼，他便暴跳如雷，脸上的怒容仿佛我是那十恶不赦的罪人。
他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你这独夫民贼！如今行政多有不当之处，诸多政令当停之、缓之。我念在还想为国家做事，才暂且不与你计较，否则，我必定撰写讨檄文，邀天下有识之士共击之！”
那嚣张的模样，仿佛他才是这朝堂的主人。
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心想，这人还真是个认死理的主儿。
你若跟他不讲理，他能跟你横眉竖眼，摆出一副绝不屈服的架势；可你若跟他讲道理，他却双手一捂耳朵，扯着嗓子喊“我不听，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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