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汴京大相国寺西侧的“明理堂”前，车马络绎不绝。
这座原本用于佛经讲学的殿堂，今日挂上了崭新的匾额——“大宋新政实务讲习所”。殿前广场上，来自全国各路、州、县的三百余位官员，正按籍贯列队，等待入学。他们中有年轻的知县、通判，有中年主簿、县丞，甚至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致仕官员被返聘为“顾问教习”。
这是赵小川下旨设立的第一期新政讲习所，旨在将江南试点的成功经验，系统传授给地方官员。学制三个月，食宿全免，结业考核优异者，将优先擢升。
辰时正，钟声响起。官员们鱼贯而入。明理堂内布置一新：正前方是讲台，悬挂着巨幅《新政体系图》；台下不是传统的蒲团，而是一排排书案座椅，每张案上已摆放好文房四宝、一摞教材。
苏轼作为讲习所“总教习”，今日特意穿了件半新不旧的青衫，笑吟吟站在讲台上。见众人落座，他敲了敲醒木：
“诸位同僚，远道辛苦。在下苏轼，奉旨主持本期讲习。开讲前，苏某先问三个问题——”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在座诸位，谁曾因账目不清被胥吏蒙蔽过？第二，谁曾因不懂农工被匠户糊弄过？第三，谁曾因律法生疏被讼师玩弄过？”
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不少官员面露尴尬——这三桩事，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一位来自河北的老知县起身，拱手道：“苏学士，不瞒您说，老夫在任十年，被账房胥吏蒙去的税银，少说也有千贯。不是不想管，是那复式记账法看得头晕，索性放手让他们做。”
另一位江南通判苦笑：“下官去年督修河堤，工头报说需青石三万方。下官觉得不对，亲自去采石场看，才发现那工头虚报了一万方！可下官不懂采石，也拿不出证据……”
“这就对了。”苏轼笑道，“所以陛下要开讲习所，所以朝廷要编这些教材。”他举起案头最厚的一本《新政实务指南》，“这里面，没有之乎者也，只有实打实的方法：如何看账、如何核工、如何断案、如何管理。学好了，诸位回任上，便能少受蒙蔽，多办实事。”
他翻开教材：“今日第一课，讲‘绩效管理法’。哪位同僚能说说，你理解的‘绩效’是什么？”
一个年轻官员举手：“回学士，下官以为，绩效便是考课——年底看赋税收了多少，案子断了几桩。”
苏轼摇头：“对，但不全对。”他走到挂在墙边的《新政体系图》前，指着“绩效管理”分支，“绩效不仅是结果考核，更是过程管理。比如漕运——”他看向后排，“漕运司的李主事在吗？”
李铁锤慌忙站起，他今日也受邀来讲课。面对三百多双眼睛，他紧张得手心冒汗：“俺……下官在。”
“李主事，你给大家讲讲，你在码头是怎么做绩效的？”
李铁锤定了定神，走到台前：“俺……下官的方法简单。第一，定个合理的量——比如卸一条千石船，二十人两个时辰，这叫‘基准绩效’。第二，分类考核——完成基准，拿基础工钱；超额完成，按比例奖励；没完成，只要不是偷懒，不扣钱；要是偷懒，扣钱甚至开除。第三，公开透明——每日工钱张榜公布，谁干得多、干得好，一目了然。”
他说得朴实，台下却听得认真。一位西北来的知县问：“李主事，你这法子好是好，但若基准定高了，力夫完不成怎么办？”
“所以要和力夫商量着定。”李铁锤道，“下官定基准时，找最有经验的老力夫，试干三天，取平均值。不能光听管事的，他们为了表功，往往往高里报。”
又有人问：“奖励的钱从哪来？”
“从节省的损耗里出。”李铁锤答得流利，“以前码头损耗大，修器械、补亏空，一年要花上千贯。现在损耗降了，省下的钱，一部分奖励力夫，一部分留作发展基金。这叫‘绩效增量分享’。”
苏轼在一旁补充：“这便是绩效管理的精髓——不是一味压榨，而是通过科学管理、公平分配，让干活的人得实惠，让效率自然提升。”他看向台下，“诸位回任上，管赋税、管工程、管刑狱，皆可借鉴此法。关键是：目标要合理，过程要透明，奖罚要分明。”
第一课讲了两个时辰。课间休息时，官员们围住李铁锤，问东问西。这位匠人出身的主事，用最朴实的语言，解答着最实际的问题。
“李主事，您那‘双秤复核法’，小县只有一杆秤，怎么办？”
“那就定期校验。俺做了个简易校验法：用标准砝码，每旬校一次，误差超一钱就修。”
“绩效奖励，若胥吏们联合起来虚报绩效，如何防范？”
“交叉核查。甲组的活让乙组复核，乙组的活让丙组复核。再设个‘举报奖’，查实虚报，举报者得罚金三成。”
李铁锤答得实在，官员们记得认真。他们发现，这些来自基层的经验，比经书上的大道理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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