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汴京大相国寺西侧的“明理堂”前,车马络绎不绝。
这座原本用于佛经讲学的殿堂,今日挂上了崭新的匾额——“大宋新政实务讲习所”。殿前广场上,来自全国各路、州、县的三百余位官员,正按籍贯列队,等待入学。他们中有年轻的知县、通判,有中年主簿、县丞,甚至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致仕官员被返聘为“顾问教习”。
这是赵小川下旨设立的第一期新政讲习所,旨在将江南试点的成功经验,系统传授给地方官员。学制三个月,食宿全免,结业考核优异者,将优先擢升。
辰时正,钟声响起。官员们鱼贯而入。明理堂内布置一新:正前方是讲台,悬挂着巨幅《新政体系图》;台下不是传统的蒲团,而是一排排书案座椅,每张案上已摆放好文房四宝、一摞教材。
苏轼作为讲习所“总教习”,今日特意穿了件半新不旧的青衫,笑吟吟站在讲台上。见众人落座,他敲了敲醒木:
“诸位同僚,远道辛苦。在下苏轼,奉旨主持本期讲习。开讲前,苏某先问三个问题——”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在座诸位,谁曾因账目不清被胥吏蒙蔽过?第二,谁曾因不懂农工被匠户糊弄过?第三,谁曾因律法生疏被讼师玩弄过?”
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不少官员面露尴尬——这三桩事,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一位来自河北的老知县起身,拱手道:“苏学士,不瞒您说,老夫在任十年,被账房胥吏蒙去的税银,少说也有千贯。不是不想管,是那复式记账法看得头晕,索性放手让他们做。”
另一位江南通判苦笑:“下官去年督修河堤,工头报说需青石三万方。下官觉得不对,亲自去采石场看,才发现那工头虚报了一万方!可下官不懂采石,也拿不出证据……”
“这就对了。”苏轼笑道,“所以陛下要开讲习所,所以朝廷要编这些教材。”他举起案头最厚的一本《新政实务指南》,“这里面,没有之乎者也,只有实打实的方法:如何看账、如何核工、如何断案、如何管理。学好了,诸位回任上,便能少受蒙蔽,多办实事。”
他翻开教材:“今日第一课,讲‘绩效管理法’。哪位同僚能说说,你理解的‘绩效’是什么?”
一个年轻官员举手:“回学士,下官以为,绩效便是考课——年底看赋税收了多少,案子断了几桩。”
苏轼摇头:“对,但不全对。”他走到挂在墙边的《新政体系图》前,指着“绩效管理”分支,“绩效不仅是结果考核,更是过程管理。比如漕运——”他看向后排,“漕运司的李主事在吗?”
李铁锤慌忙站起,他今日也受邀来讲课。面对三百多双眼睛,他紧张得手心冒汗:“俺……下官在。”
“李主事,你给大家讲讲,你在码头是怎么做绩效的?”
李铁锤定了定神,走到台前:“俺……下官的方法简单。第一,定个合理的量——比如卸一条千石船,二十人两个时辰,这叫‘基准绩效’。第二,分类考核——完成基准,拿基础工钱;超额完成,按比例奖励;没完成,只要不是偷懒,不扣钱;要是偷懒,扣钱甚至开除。第三,公开透明——每日工钱张榜公布,谁干得多、干得好,一目了然。”
他说得朴实,台下却听得认真。一位西北来的知县问:“李主事,你这法子好是好,但若基准定高了,力夫完不成怎么办?”
“所以要和力夫商量着定。”李铁锤道,“下官定基准时,找最有经验的老力夫,试干三天,取平均值。不能光听管事的,他们为了表功,往往往高里报。”
又有人问:“奖励的钱从哪来?”
“从节省的损耗里出。”李铁锤答得流利,“以前码头损耗大,修器械、补亏空,一年要花上千贯。现在损耗降了,省下的钱,一部分奖励力夫,一部分留作发展基金。这叫‘绩效增量分享’。”
苏轼在一旁补充:“这便是绩效管理的精髓——不是一味压榨,而是通过科学管理、公平分配,让干活的人得实惠,让效率自然提升。”他看向台下,“诸位回任上,管赋税、管工程、管刑狱,皆可借鉴此法。关键是:目标要合理,过程要透明,奖罚要分明。”
第一课讲了两个时辰。课间休息时,官员们围住李铁锤,问东问西。这位匠人出身的主事,用最朴实的语言,解答着最实际的问题。
“李主事,您那‘双秤复核法’,小县只有一杆秤,怎么办?”
“那就定期校验。俺做了个简易校验法:用标准砝码,每旬校一次,误差超一钱就修。”
“绩效奖励,若胥吏们联合起来虚报绩效,如何防范?”
“交叉核查。甲组的活让乙组复核,乙组的活让丙组复核。再设个‘举报奖’,查实虚报,举报者得罚金三成。”
李铁锤答得实在,官员们记得认真。他们发现,这些来自基层的经验,比经书上的大道理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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