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最先出现在会议纪要里。
不是某一次。
而是连续几次。
最初，没人注意到。
因为会议纪要向来只是结果性的文本，
它的职责不是思考，而是存档。
但在某次跨部门协调后，
一名负责归档的人员发现了一个异常。
他在校对纪要时，下意识地搜索了一个词。
“起点”。
搜索结果：
零。
他以为是这次会议刚好没涉及。
于是，他又回溯了前三次、前五次、前十次。
结果完全一致。
不是没有讨论问题。
不是没有异常。
不是没有复杂情况。
而是——
没有任何一份正式文本，再出现过“起点”这个词。
他又尝试了几个近义词。
“源头”。
“初始偏移”。
“第一步”。
全部消失。
不是被替换。
而是——
从未被写下。
那名归档人员并没有上报。
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问题。
而是因为——
他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去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件事”。
语言消失，并不触发异常警报。
几天后，
一份新的流程模板被启用。
模板结构更清晰，
字段更标准。
在“问题描述”一栏下，
新增了三个固定选项：
现象概述
影响范围
当前状态
没有“形成过程”。
这不是删减。
这是设计阶段的选择。
设计说明写得很清楚：
“为提升跨部门沟通效率，
建议聚焦可观察现象与可控结果，
避免过度抽象描述。”
这段话，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非常合理。
沈砚在观察层，看着这一版模板上线。
他没有立刻标注。
因为他意识到，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转变。
当“形成过程”不再是一个必填项，
它就不再是一个被期待的内容。
很快，变化开始向外扩散。
内部培训材料更新了。
在“异常分析方法”一章中，
原本有一个完整的小节，
叫做“路径还原”。
这一节没有被删除。
它被压缩成了一段附注。
位置在章节末尾。
字体比正文小一号。
附注的内容是：
“在当前环境下，
路径还原可作为补充理解工具，
非必要时可不作为决策依据。”
这句话，被极少人认真阅读。
因为在培训中，
讲师并没有提到它。
讲师讲的是“快速判断”、“风险控制”、“结果导向”。
这些词，被反复使用。
而那些曾经支撑“追问”的词，
开始显得笨重。
“追溯”，
被替换为“复盘参考”。
“责任节点”，
被替换为“流程影响点”。
词义在变化。
但变化得非常温和。
它们并没有消失。
它们只是——
不再指向必须被确认的事实。
第三周，
一名新入职的分析员，在提交报告时，被系统提示：
【检测到非标准术语，请确认是否需要保留】
被标记的词，是：
“源头假设”。
系统给出的建议替代词是：
“背景条件”。
分析员没有多想。
他点了确认替换。
报告顺利通过。
那一刻，
没有任何人意识到，
一个概念，被从“问题结构”中移除了。
沈砚却看得很清楚。
语言，并不是被禁止的。
它是被重新设计成不再自然生成那些词。
当一个词需要额外确认才能出现，
它就已经不再属于“默认思维”。
第四周，
一次事故级别的异常发生。
规模不算大，
但影响清晰。
总结会上，
主持人按模板引导汇报。
现象。
影响。
当前状态。
有一名年长的成员，
在描述中，
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如果从一开始看……”
他的话没有说完。
不是被打断。
而是——
他自己停住了。
短暂的停顿后，
他换了一个说法：
“如果从整体演变来看……”
没有人指出。
没有人纠正。
会议继续进行。
那一刻，
沈砚第一次在记录中，
标注了一个新的阶段名称。
【认知表达层收缩】
这意味着，
不是人不再思考。
而是——
他们开始失去表达某些思考的语言工具。
而失去表达，
会反过来，
削弱思考本身。
第五周，
陆衡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在审核一份报告时，
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
报告逻辑完整，
结论合理。
但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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