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最先出现在会议纪要里。
不是某一次。
而是连续几次。
最初,没人注意到。
因为会议纪要向来只是结果性的文本,
它的职责不是思考,而是存档。
但在某次跨部门协调后,
一名负责归档的人员发现了一个异常。
他在校对纪要时,下意识地搜索了一个词。
“起点”。
搜索结果:
零。
他以为是这次会议刚好没涉及。
于是,他又回溯了前三次、前五次、前十次。
结果完全一致。
不是没有讨论问题。
不是没有异常。
不是没有复杂情况。
而是——
没有任何一份正式文本,再出现过“起点”这个词。
他又尝试了几个近义词。
“源头”。
“初始偏移”。
“第一步”。
全部消失。
不是被替换。
而是——
从未被写下。
那名归档人员并没有上报。
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问题。
而是因为——
他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去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件事”。
语言消失,并不触发异常警报。
几天后,
一份新的流程模板被启用。
模板结构更清晰,
字段更标准。
在“问题描述”一栏下,
新增了三个固定选项:
现象概述
影响范围
当前状态
没有“形成过程”。
这不是删减。
这是设计阶段的选择。
设计说明写得很清楚:
“为提升跨部门沟通效率,
建议聚焦可观察现象与可控结果,
避免过度抽象描述。”
这段话,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非常合理。
沈砚在观察层,看着这一版模板上线。
他没有立刻标注。
因为他意识到,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转变。
当“形成过程”不再是一个必填项,
它就不再是一个被期待的内容。
很快,变化开始向外扩散。
内部培训材料更新了。
在“异常分析方法”一章中,
原本有一个完整的小节,
叫做“路径还原”。
这一节没有被删除。
它被压缩成了一段附注。
位置在章节末尾。
字体比正文小一号。
附注的内容是:
“在当前环境下,
路径还原可作为补充理解工具,
非必要时可不作为决策依据。”
这句话,被极少人认真阅读。
因为在培训中,
讲师并没有提到它。
讲师讲的是“快速判断”、“风险控制”、“结果导向”。
这些词,被反复使用。
而那些曾经支撑“追问”的词,
开始显得笨重。
“追溯”,
被替换为“复盘参考”。
“责任节点”,
被替换为“流程影响点”。
词义在变化。
但变化得非常温和。
它们并没有消失。
它们只是——
不再指向必须被确认的事实。
第三周,
一名新入职的分析员,在提交报告时,被系统提示:
【检测到非标准术语,请确认是否需要保留】
被标记的词,是:
“源头假设”。
系统给出的建议替代词是:
“背景条件”。
分析员没有多想。
他点了确认替换。
报告顺利通过。
那一刻,
没有任何人意识到,
一个概念,被从“问题结构”中移除了。
沈砚却看得很清楚。
语言,并不是被禁止的。
它是被重新设计成不再自然生成那些词。
当一个词需要额外确认才能出现,
它就已经不再属于“默认思维”。
第四周,
一次事故级别的异常发生。
规模不算大,
但影响清晰。
总结会上,
主持人按模板引导汇报。
现象。
影响。
当前状态。
有一名年长的成员,
在描述中,
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如果从一开始看……”
他的话没有说完。
不是被打断。
而是——
他自己停住了。
短暂的停顿后,
他换了一个说法:
“如果从整体演变来看……”
没有人指出。
没有人纠正。
会议继续进行。
那一刻,
沈砚第一次在记录中,
标注了一个新的阶段名称。
【认知表达层收缩】
这意味着,
不是人不再思考。
而是——
他们开始失去表达某些思考的语言工具。
而失去表达,
会反过来,
削弱思考本身。
第五周,
陆衡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在审核一份报告时,
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
报告逻辑完整,
结论合理。
但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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