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修改的，并不是流程。
而是一句内部提示语。
那句提示出现在一次例行风险评估的附注栏里，
语气平静，甚至称得上专业：
“在当前责任结构下，
深度追溯可能引发连锁归责风险，
请评估是否有必要继续。”
没有禁止。
没有警告。
只是一个建议。
这句建议，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出现。
在有裁决的时代，追溯是安全的。
因为无论追溯出什么结果，
最终都会被裁决层接管、吸收、处理。
而现在，追溯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心里有数。
意味着：
一旦找到了起点，
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接它。
那次风险评估的对象，是第507章中那起“持续性、非单点”的损失。
它的规模已经足以引起更高层级的注意。
但注意，并不等于行动。
评估会议持续了很久。
参与者不多，级别也不算高。
但所有人都异常谨慎。
讨论的核心，并不是技术可行性。
而是一个听起来极其荒谬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源头，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立刻回答。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一旦源头被确认，
责任就会从“不可追溯的成本”，
变成“明确的错误”。
而错误，是需要被处理的。
问题在于——
谁来处理？
有人提出，可以只做“技术性回溯”，
不进行责任标注。
这个提议听起来温和而理性。
但很快，就被另一个问题卡住了。
“如果不标注责任，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溯？”
会议再次陷入沉默。
沈砚是在这个时候，
注意到一条非常微妙的数据变化。
不是损失曲线。
而是回溯请求数量。
它在缓慢下降。
不是因为损失减少了。
而是因为——
人们开始主动放弃追问。
第十九天，一起新的异常被发现。
规模不大，路径复杂，
典型的“需要回溯才能理解”的问题。
调度层照例准备启动深度追溯。
就在流程即将确认的前一刻，
系统弹出了那条提示：
【深度追溯可能引发责任连锁确认，请评估风险】
没有人否认这条提示的正确性。
最终，追溯等级被下调。
从“完整回溯”，
变成了“趋势性分析”。
问题被描述为“结构性偏移”。
没有起点。
没有路径。
这一决定，没有引发争议。
甚至让不少人松了口气。
沈砚意识到，一个极其危险的转变，
正在悄无声息地完成。
在无主裁决期，
追问，不再被视为中性的行为。
它被重新定义成了一种——
可能制造责任的动作。
而制造责任，在这个时代，是风险最高的事。
第二十二天，
内部流程手册被更新了一页。
更新内容不多，
只是新增了一条“操作建议”：
“在非必要情况下，
避免进行可能导致责任单点化的分析。”
这句话，被写得极其含蓄。
但意思很明确。
沈砚盯着那条更新，看了很久。
他想起很久以前，
裁决仍然存在的时候。
那时，人们害怕犯错。
但他们不害怕追问。
现在，正好相反。
很快，变化开始反噬现实。
某个长期运行的系统，
效率指标持续下滑。
原因不明。
但所有人都隐约知道，
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
有年轻的分析员，
私下提交了一份完整回溯方案。
方案逻辑严密，路径清晰，
甚至已经预判了可能出现的责任节点。
这份方案，在流转到第二个审批节点时，
被悄然退回。
退回理由只有一句：
“当前环境下，不建议制造明确归因。”
分析员并没有被批评。
他的方案被评价为“技术优秀，但时机不合适”。
这是第一次，
“时机”被用来否定“理解问题”的必要性。
沈砚看着这份被退回的方案，
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接近悲哀的情绪。
不是为那个分析员。
而是为整个世界。
因为这意味着——
文明正在主动放弃理解自身失败的能力，
以换取一种短期的稳定感。
第二十五天，一次本可以被及时止损的问题，
最终演变成了长期损耗。
不是因为没人发现。
而是因为，
所有可能的追溯路径，
都被判定为“风险过高”。
在总结会议上，有人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至少，我们没有制造新的冲突。”
这句话，没有人反驳。
沈砚却在心里，
为它补完了后半句：
“是的，但我们也没有制造任何答案。”
夜深时，
最新一批流程更新完成。
追溯权限没有被取消。
回溯工具仍然存在。
一切看起来，都还是“可以用的”。
但沈砚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追问已经不再是一种被鼓励的行为。
它变成了——
一种需要被谨慎评估的风险。
他在个人记录中，写下了一条几乎不像注解的话：
当追问被视为危险，
世界就已经决定，
不再试图理解自己的错误。
裁决仍未归来。
损失仍在累积。
而理解，
正在被一点一点，
从流程中剥离。
记录继续。
历史向前。
而“为什么会这样”，
正在变成一个
不合时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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