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冬天,刀子似的风能刮透三层棉袄。李建国住的老式单元房在铁西区一栋红砖楼的三层,走廊永远飘着白菜炖粉条和煤烟混在一起的味道。他独居三年了,自从老伴儿肺癌走了之后。
这房子是厂里分的,当年还算是好待遇。如今墙皮泛黄脱落,像老人斑。李建国六十二了,退休金刚够吃饭吃药,换房是想也不敢想。日子本该像窗外永远灰蒙蒙的天,平淡地淌过去,直到他注意到那扇门。
卧室门是老的松木门,用得年头久了,有些变形,除非用力带上,否则总会自己慢慢滑开一道缝。起初李建国没在意,老了,记性差,也许是自己忘了关严。但渐渐地,他觉出不对劲。
那感觉总在傍晚时分袭来。天色将暗未暗,屋里还没开灯,影子拉得老长。他坐在客厅旧沙发上看电视,新闻联播的前奏刚响,后脖颈的汗毛就悄悄立起来。不是风——窗户封得严严实实。是一种被凝视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后脑勺上。
他猛地转头。
卧室门半掩着,一道大约一掌宽的漆黑缝隙。就在那黑暗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刚刚缩回去。不是看见,是感觉——一种冰冷的、专注的注视消失了。
“谁?”他的声音在空屋里显得干巴巴的,没有回音。
开了灯,壮着胆子推开门,屋里只有他的铁架床、掉漆的衣柜和老伴的遗照。什么都没有。但空气里有种味道,不是霉味,更像旧报纸受潮后散发的那种微酸的、带着尘土气息的味道。
事情开始频繁发生。有时是深夜,他起夜回来,明明记得带上了门,躺下没多久,就听见极细微的“吱呀”一声。月光从窗帘缝挤进来,刚好照亮那道门缝。黑暗的缝隙里,仿佛有什么在缓慢地呼吸。他不敢动,浑身僵硬,听着自己雷鸣般的心跳,直到天色发白。
恐惧像冷浆糊,粘在胃里化不开。他跟老同事喝酒时提过一嘴,被笑话了:“老李头,一个人待出毛病了吧?赶紧找个后老伴儿!”但楼下的董奶奶,九十多了,信保家仙,悄悄拉过他:“孩子,咱这楼当年打地基的时候,听说挖出过东西。有些门,不能半掩着,那是给不是人的东西留道儿。”
李建国是党员,信了一辈子唯物主义。可夜复一夜的折磨让他扛不住了。儿子在南方打工,电话里说:“爸,我给你买个监控,连我手机,真有啥我也能看见。”
监控装在了客厅角落,正好对着卧室门。小小的黑色镜头,像一只冷静的眼睛。
头两天,太平无事。李建国几乎要相信是自己神经衰弱。第三天晚上,他吃完降压药,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那种感觉又来了——门缝后的凝视,冰冷刺骨。他一个激灵睁开眼,卧室门果然半开着。
他屏住呼吸,慢慢转头看监控连接的手机屏幕。
清晰的画面,门,走廊,茶几。然后,毫无征兆地,屏幕突然爬满疯狂的、嘶嘶作响的雪花点,黑白乱跳,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影像。持续了大概三秒,也许五秒。雪花瞬间消失,画面恢复清晰。
但画面角落,卧室门那道漆黑的缝隙里,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极快地缩了回去。非常矮小,像个孩子,又不太像人的比例。只是一瞥,快得几乎以为是眼花。
李建国的血都凉了。不是幻觉。真有东西。
他哆嗦着把录像倒回去,慢放。雪花。恢复。定格。放大。在门缝最深处,阴影勾勒出一个极其模糊的轮廓:蜷缩着,似乎没有清晰的五官,但有两个深凹的点,像是眼睛所在的位置,正对着镜头——或者说,正对着之前坐在沙发上的他。
儿子看了录像,也吓得不轻,要接他走。李建国却突然犯了倔。“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你妈是在这儿走的。我倒要看看,是个啥玩意儿!”
他开始调查,像老刑警一样。问老邻居,查厂志,甚至去了区档案馆。零碎的线索像拼图逐渐浮现。这栋楼建于1962年,原址是一片乱葬岗,埋的大多是早年间闯关东路上夭折的孩子和无名尸。建楼时,确实挖出过不少散骨,当时迷信的工人还偷偷烧过纸。更有老户隐约记得,七十年代,三楼东户(正是李建国家)曾住过一对残疾夫妇,他们有个先天畸形的孩子,极少出门,后来那孩子似乎病死了,怎么死的没人说得清。
李建国摸着斑驳的墙皮,心里一阵发寒。也许那东西一直在这儿,只是老伴在时,人气旺,它不出来。如今只剩下他一个老头子,黄昏之气重,它就醒了。
监控持续捕捉到异常。总是在黄昏或后半夜。雪花,模糊的影子。有时在门缝后,有时甚至在屏幕边缘快速掠过。李建国发现,只要他把卧室门完全关上,用椅子抵住,当晚就比较安宁。但只要门留一点缝,哪怕手指宽,那感觉准来。
他试过在门前撒香灰——董奶奶教的。第二天早上,香灰上没有任何脚印,却出现了几个凌乱的、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扫过或抚摸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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