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栋楼是1993年建的职工家属楼，六层高，水泥墙皮已经斑驳得像老人的脸。每层三户人家，楼梯间窗户的玻璃碎了三块，物业用蓝色编织袋钉着，风一吹就噗噗作响。李大年死在2001年立冬后第七天，肝癌，从确诊到咽气总共才三个月。他住401，我家住403，对门。
李大年活着时候是个闷葫芦，退休前在轧钢厂干了三十年锅炉工。他老婆死得早，儿子在南方打工，五年没回来了。临终前那段时间，整栋楼都能听见他咳嗽，那种声音像是要把肺叶子都咳出来，混着痰和血丝。
按照我们东北老规矩，人死后第七天夜里，魂魄要回家看看，这叫“头七还魂”。李大年的儿子赶回来办了丧事，烧完“头七”纸就又南下了，只留下满屋凄凉和一楼道烧纸的焦糊味儿。
那个年代，年轻人都不信这个。王海就是其中顶不信的一个。他住402，二十五岁，在电脑城卖组装机，头发染得黄一绺红一绺，耳朵上打三个眼儿。李大年死的那天，他还跟邻居们嘀咕：“都什么年代了，还信回魂夜？都是心理作用。”
王海说这话时我就在场，当时几个老太太正在楼道里叠金元宝，听了直摇头。张婶抹着泪说：“孩子，话不能这么说，老李头走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那是心里有事儿没放下。”
王海嗤笑一声，转身回屋了。
头七那天晚上，王海突然来了劲。晚饭后他敲开我家门，眼睛里闪着光：“叔，我今晚要蹲在楼道里，亲眼看看这‘回魂夜’到底怎么回事。”
我劝他：“别瞎闹，这种事宁可信其有。”
“叔，您也是读过书的人，”王海笑嘻嘻的，“您看这楼道，声控灯，水泥地，铁门铁锁，哪儿来的鬼魂？”
晚上十一点半，整栋楼安静下来。冬夜的东北冷得连耗子都不愿意出洞，窗外风声像刀子一样刮着楼体。我悄悄把门开了条缝，看见王海裹着军大衣坐在三层和四层之间的楼梯台阶上，手里攥着个手电筒，旁边放着半瓶二锅头。
楼道里的声控灯每层一盏，昏黄昏黄的，灯泡外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平常人走过，脚步声能让灯亮起来，可今晚这灯却时亮时暗，像喘不过气的病人。
子时刚过，怪事就来了。
先是所有的声控灯“啪”一声全灭了。不是停电，因为从门缝底下还能看到各家屋里透出的光。王海的手电筒“咔嗒”一声打开，一道白光照在斑驳的墙上。
然后他愣住了，手电筒的光开始发抖。
我从门缝里看见，也愣住了。
一楼楼梯口，飘上来两盏灯笼。
不是飘，是移动，但看不见提灯笼的人。灯笼是纸糊的，老式那种，染着暗红色的光，像凝固的血。灯笼随着楼梯台阶一级一级往上升，速度不快不慢，刚好是正常人上楼的步调。
红灯笼的光照在水泥台阶上，也照出了它们下方的情况——空无一物。没有脚，没有影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盏灯笼悬浮在空中，缓缓上升。
王海的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光柱在天花板上乱晃。他整个人僵在台阶上，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半张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红灯笼飘到四楼，停在了401门前。就是李大年家的铁门，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福字，已经褪色泛白。
灯笼的光映在铁门上，暗红色的光晕随着灯笼微微晃动，在楼道墙壁上投下扭曲的影子。空气突然变得粘稠起来，我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烧纸味，而是一种混合着铁锈、药渣和老年人屋里特有的陈腐气息。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王海彻底崩溃了。
清晰的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响起——是钥匙串的声音。然后是一把钥匙插入锁孔的“咔哒”声，接着是锁芯转动的“咔嗒”声，最后是门轴生锈的“吱呀”声。
401的铁门，缓缓开了一条缝。
王海终于发出声音了，是一声被掐住脖子般的抽气。他猛地向后缩，后背撞在墙上，军大衣在水泥墙上摩擦出“沙沙”的响声。
门开了大约一掌宽，停住了。两盏红灯笼的光聚拢在门缝处，似乎在向里张望——如果灯笼能张望的话。
我死死捂住嘴，怕自己叫出声。这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叹息。
那声叹息太熟悉了，整栋楼的人都熟悉。是李大年特有的那种叹息，长长的，沉沉的，带着一辈子苦累和病痛的那种出气声。叹息声从门缝里飘出来，在楼道里打了个旋，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王海的脸色在红灯笼的映照下白得吓人。我看见他的裤子湿了一片，但没人会笑话他，换作是谁都一样。
突然，王海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他颤抖着站起来，朝着401的门缝，哽咽着说：“李、李叔……我对不起您……”
这事后来我才知道。李大年死前一周，曾经敲过王海的门，说想让他帮忙给南方的儿子打个电话——李大年不会用手机，家里的座机也坏了。那天王海正和女朋友吵架，不耐烦地说了句“等会儿”，结果一转身就把这事忘了。等他想起来，已经是三天后，而那时李大年已经神志不清，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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