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冬，是能把活人冻成冰坨子的。一九九九年那场雪，下得邪乎，鹅毛片子里夹着刀子风，三天三夜没歇气。林子深处那座孤零零的防火了望塔，成了雪海里的孤岛。
守塔的是大周，五十出头，一张脸被山风雕得沟壑纵横，像老柞树的皮。他在这塔里待了快二十年，见过熊瞎子扒窗，听过狼群嚎月，独独没怕过。可这个冬天，不一样。
雪封山的第七天，老式对讲机“刺啦”几声后，彻底哑了。世界突然静得可怕，只剩下风刮过铁皮屋顶的呜咽，像无数冤魂在哭。煤油灯的火苗缩成黄豆大，墙上的影子便张牙舞爪起来。
第一夜，敲门声来的时候，大周正就着咸菜啃冻硬的窝头。
“咚、咚、咚。”
不紧不慢，三声。沉闷，厚重，不像人手指关节的脆响，倒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撞门。
大周一个激灵，抓起墙角的斧头，凑到镶着厚玻璃的窗边。外面是墨汁泼过似的黑，雪光映着，只能看见塔基下一片白茫茫。他吼了一嗓子：“谁？”
没人应。风声裹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响。
他披上羊皮袄，拉开铁门。寒气“呼”地扑进来，呛得他肺管子生疼。手电光柱劈开黑暗，照向门口——除了他自己出来踩的脚印，雪地上干干净净。
“听岔了？”他嘟囔着缩回去，把门闩插得死死的。
第二夜，敲门声又来了。
“咚、咚、咚、咚。”
这回是四下。每一声之间的间隔，一模一样，精准得让人心头发毛。大周透过结了冰花的玻璃，隐约看见塔楼下，有一行脚印。
他头皮一炸。那脚印大得离谱，得有脸盆大小，深陷进雪里半尺多深，绕着塔楼，整整齐齐一圈，像给塔套了个箍。脚印的形状古怪，前宽后窄，分不出趾头，倒像是什么巨大的蹄子。
大周想起老辈人讲的山魈。说这深山老林里，有种东西，人面长臂，黑身有毛，脚是反长的，前脚跟后脚尖。大雪封山时，它们会找孤单的人家，学人敲门。你若应了，或是开了门……
他不敢往下想。那一夜，他抱着斧头坐在煤油灯下，眼睛瞪得酸疼，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第三夜，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紧了心脏。
敲门声没在半夜来。它挑在了天色将亮未亮，人最恍惚的时候。先是轻轻一下，像试探。停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又是两下，重了些。接着，三下，四下……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咚！咚！咚！咚！咚！”
不再是敲门，简直是撞门！整座铁皮塔都在微微震颤，锈屑和灰尘从天花板上簌簌落下。煤油灯的火苗疯狂跳跃，几乎要灭。
大周浑身冷汗，背死死抵着冰冷的墙壁。他不敢再靠近窗户，只敢用眼角余光瞥向玻璃。外面灰蒙蒙的，雪光映着，那行巨大的脚印还在，而且……似乎更多了，一圈又一圈，层层叠叠，把塔围得水泄不通。
他想起了儿子。儿子在城里读高中，上次来信说想考林业大学，将来也进山。他当时还骂他没出息，守着这穷山沟有啥盼头。现在，他只盼着能再见儿子一面。
恐惧到了极致，反倒生出一点狠劲。大周哆嗦着，从床底下摸出个铁皮盒子，里面是他爹——老猎户留下的东西。一把磨得锃亮的猎刀，三颗用红布包着的、据说是灌了黑狗血又经萨满祝祷过的老旧步枪子弹。他爹临终前说，真遇上“不干净”的，这玩意儿比啥都顶用。
他把猎刀别在腰后，一颗子弹紧紧攥在手心，冰凉扎人。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骂娘，还是祈祷。
那一整天，他水米未进，耳朵支棱着，捕捉塔外的每一丝声响。风停了，雪住了，山林死一般寂静。这种静，比之前的喧闹更可怕。
最后一夜，终于来了。
没有风，没有雪。月亮不知何时从云层后钻出来，惨白的光照在无垠的雪原上，反射出幽蓝的、死气沉沉的微光。塔里冷得呼出的气瞬间变成白霜。
大周和衣靠在墙角，眼皮沉得打架，却不敢闭。攥着子弹的手心，已被汗浸湿。
子夜时分。
“嗒。”
一声极轻的、黏腻的响声，好像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贴在了外面窗户上。
大周猛地睁大眼睛，血都凉了。
那“东西”在动。缓慢地，从上往下，涂抹着玻璃。冰花被体温融开一道痕迹。接着，整面朝北的窗户，都被一个巨大的、扁平的阴影笼罩了。
它停了下来。
然后，大周看见了那张脸。
它几乎占满了整个窗框。脸色是一种不见天日的、尸体般的青白，皮肤光滑得诡异，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眼睛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深不见底，直勾勾地“盯”着塔内。鼻子只有两个小孔，嘴巴是一条细细的、水平的缝。
没有表情。没有活气。
它就那么贴着，隔着玻璃，与瘫软在地、连呼吸都忘记的大周，“对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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