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在会同馆的西厢房里坐着，手里捧着一盏茶，茶已经凉透了。
他没有喝，只是捧着。盏壁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从温热到微温，从微温到冰凉，他像是完全没有察觉。他的目光落在窗外那株海棠树上，粉白的花瓣在四月的风中一片一片地落，落在青砖地上，落在那道斜斜的阳光里。
他在等召见。
昨天文华殿那场对话，像一根鱼刺卡在他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皇帝没有给他任何明确的答复——没有答应他的劝进，没有拒绝他的劝进，甚至连“再议”都没有说。只是让他“回去好好想想”。想什么？想那些没在劝进表上签字的人在想什么？想他还有什么筹码是皇帝看得上的？他想了整整一夜，想得头痛欲裂，还是没有想出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陈仁锡坐在他对面，也在等。他比钱谦益年轻一些，耐性也差一些，每隔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坐姿，或者端起茶盏又放下，或者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走回来。他的焦虑写在脸上，毫不遮掩。
“牧斋先生，”陈仁锡终于忍不住开口，“陛下昨日说‘随时可以觐见’，可今日到现在还没有传召的意思。会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钱谦益没有抬头，声音平淡。
“会不会是……陛下改变了主意，不想见我们了？”
钱谦益终于放下那只凉透的茶盏，抬起头，看了陈仁锡一眼。那一眼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老人看年轻人说傻话时的宽容：“他若要改变主意，昨日就不会见我。他若要打发我走，昨日就不会跟我说那么多话。他让我等，自然有他让我等的道理。”
“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钱谦益坦诚地说，“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个刚打完仗、刚坐稳京城、手里还有一大堆烂账要收拾的皇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他不想见的人身上。他愿意见我，说明我还有用。至于这用处是什么——他还没告诉我，我也还没想明白。”
陈仁锡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忽然被外面传来的一阵喧哗打断了。
那喧哗声起初很远，像是从街口传来的，模模糊糊，听不清内容。但它在迅速变大，像一波浪潮由远及近，涌向会同馆的方向。钱谦益皱起了眉头——会同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虽然不是禁区，但寻常百姓很少会成群结队地往这边来。他看了陈仁锡一眼，陈仁锡立刻起身，快步走向院门。
他刚拉开院门，差点和一个正往里跑的年轻书生撞个满怀。
“哎——对不住对不住！”那书生连忙道歉，满脸兴奋，声音都在发抖，“请问，钱牧斋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我就是。”钱谦益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他已经站起了身，走到了门口，“什么事？”
那书生看到他，眼睛一下子亮了，几乎是跳着脚喊道：“先生！陛下开恩科了！皇榜贴在承天门外，围了好几层人！上面写着先生的名字！”
钱谦益的手，微微一顿。
他没有立刻说话，也没有立刻动。他站在门槛内侧，一只手扶着门框，目光落在那书生因为兴奋而涨红的脸上，似乎在确认这句话的真实性。过了大约两个呼吸的时间，他才开口：“皇榜上，写了什么？”
“写了好多！”那书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说是要开恩科，为天下选拔贤能！还说之前一直没有定下考期，是因为在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儒来主持抡才大典——然后就说到了先生！还有孙奇逢先生和鹿善继先生！南北各有一位大儒主持，不分地域，唯才是举！”
钱谦益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变得很轻。
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松开了扶着门框的手，整了整衣襟，然后迈过门槛，走出了院门。
陈仁锡和那书生连忙跟在他身后。三人穿过会同馆的院子，走出大门，拐上东交民巷的主街。越往承天门的方向走，人流就越稠密，声音也越嘈杂。等他们拐上长安街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承天门外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有穿着各色襕衫的学子，有穿着青袍的低级官员，有来看热闹的市民，把城门前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
陈仁锡下意识地护在钱谦益身前，想替他开路。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人群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开了一般，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指挥。只是那些围观的学子们，在看到钱谦益的那一刻，一个接一个地安静下来，一个接一个地侧过身，让出一条足够两人并肩通过的道路。他们的目光落在钱谦益身上——那张清癯的、在江南文坛被传颂了数十年的面孔，此刻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钱谦益没有推让，也没有客气。他沿着那条人群让出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承天门下的皇榜。
皇榜贴在一块巨大的木板上，用黄绫裱糊，墨迹淋漓。他站在皇榜前，目光从上到下，一字一字地看。
圣旨的开篇，没有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套话，而是以一段他意想不到的文字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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