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半，赵若媚去学校上班。她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回头看了王汉彰一眼，说了一句“晚上我早点回来”，然后推开门走了。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从清晰到模糊，从模糊到消失，然后整栋楼安静了下来，安静到王汉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墙上那台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赵若媚走后，王汉彰给安连奎、李汉卿和张先云各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告诉安连奎，面对日本人，硬拼不是办法，能保住的先保住，保不住的不要硬撑。
在给李汉卿的信中说，综合管理大队如果保不住了，让他不要自责，什么决定他都不会怪他。
再给张先云在信里他让张先云处理天津的产业，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日本人进攻天津，随时准备好退路。
但这个退路能退到什么地方？那要看日本人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和进攻的规模有多大？是仅仅侵占华北，还是对中国展开全面的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的话，以中国军队现在的实力，长江以北的地区肯定会沦丧敌手，长江以南的地区能不能保住，那就要看常凯申的决心了！
他放下笔的时候，钢笔在信纸的最后一个字上留下了一小滴多余的墨水，那滴墨水慢慢地洇开，在“结束”两个字的旁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深蓝色的、不规则形状的墨渍，像是一颗被压扁了的泪珠。
王汉彰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穿上外套，出了门。他先去了邮局，把信寄了出去。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女人，她把信放在秤上称了称重量，然后报了一个邮资，王汉彰付了钱，看着那几封信被丢进了一个深绿色的邮袋里，和其他几十封信混在一起，等待着被装上下一班开往南安普顿的火车，然后跨过大洋，送到天津。
然后他去了银行，将那五千英镑的支票取了出来。银行柜台后面的职员是一个留着整齐小胡子的年轻人，他接过支票，仔细检查了签名和日期，然后抬头看了王汉彰一眼，大概是觉得一个穿着卡其色旧外套的东方年轻人不应该持有这么大面额的支票。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去后面的金库里取出了五十张一百英镑面额的钞票，整整齐齐地摞成一叠，用一根白色的纸带扎好，递给了王汉彰。
赵若媚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罗琳教授听说王汉彰从伦敦回来，特意给了赵若媚一个星期的假期。赵若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嘴角是翘着的，整个人像是一个被老师批准了春游的小学生一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按捺不住的、马上就要溢出来的兴奋。
“一个星期的时间，”赵若媚说，“回国是万万不可能的。不过……”她拉了拉王汉彰的袖子，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像是怕被别人听到一样，“汉彰，到了英国这几个月，我连剑桥大学都没出去过。咱们趁着这个时间出去转转吧？”
王汉彰看着她那个样子，笑了。他边笑边说道：“好，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去转转。你想去哪儿？”
赵若媚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伦敦。我想去看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大英博物馆。”
王汉彰点了点头，说：“那就去伦敦。”
第二天一早，王汉彰去剑桥镇上租了一辆小轿车。租车行的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一件沾着油渍的工装裤，嘴里叼着一支烟斗。他上下打量了王汉彰一眼，看了看他的驾照，那张驾照是王汉彰在天津英租界办的，上面有英文翻译，然后点了点头，从车库里开出了一辆深绿色的莫里斯牌轿车。
那辆车不算新，漆面有几处被石子崩掉的小坑，方向盘上的皮革已经磨得发亮了，但发动机的声音很稳，轮胎的胎纹也够深，跑个长途没有问题。王汉彰坐进驾驶座，调整了一下后视镜，踩下离合器，挂上挡，车子平稳地驶出了租车行的院子，沿着剑桥镇的石板路，朝伦敦的方向开去。
从剑桥到伦敦大约六十英里，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路上的风景从剑桥的红砖建筑和常春藤爬满的学院墙，变成了郊野的麦田和牧场，又从麦田和牧场变成了伦敦郊区的红砖排屋和工厂烟囱。赵若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把车窗摇下来半截，冬天的风吹进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去整理，只是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快速地向后退去，嘴角挂着一个浅浅的、满足的笑。
他们在伦敦住进了威斯敏斯特区的艾拉酒店。酒店不大，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六层建筑，外墙是白色的石灰石，被伦敦的雨和煤烟熏成了一种浅浅的灰白色。酒店的窗户正对着泰晤士河，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灰绿色的光，河面上有驳船在缓缓地移动，船尾的螺旋桨搅起一片白色的泡沫。
站在窗前向右看，能看到白金汉宫的方向。白金汉宫的屋顶在远处的建筑群后面露出了一小截，金色的装饰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颗被放在灰色天鹅绒上的、打磨得极亮的黄铜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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