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的犀利史笔与《大夏新语》的开创性体例，如同两把无形的钥匙，为周景昭叩开了士林与朝堂的大门，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与话语权。
然而，端坐于澄心阁内，周景昭的目光却早已越过重重宫墙，投向了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天地。他深知，那潜伏于历史阴影中的“暗朝”，其触角绝不仅限于庙堂之上、文人之间。
若要真正稳固根基，织就一张足以应对任何风浪的罗网，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士林清议、民心所向固然重要，但那游离于律法边缘、藏锋于市井山野、纵情于刀光剑影之中的江湖力量，同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蕴含着巨大能量与变数的磅礴伟力。
这群人，大多不读圣贤书，不循常规礼法，或为生计所迫，或为恩怨驱使，或单纯追求快意人生。他们信奉的是拳头、义气、承诺和实力。如何赢得他们的认同，甚至引为奥援？
周景昭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话本这一利器。但这一次，他需要的不是微言大义的历史鉴戒，也不是彰显王朝正统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能直击江湖人内心最柔软处、唤醒他们最深层次共鸣、向往与豪情的独特精神内核。
他忆起了前世“金大侠”的那些经典之作，嗯，可以借来用用！一个宏大而新颖的构思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完善——他要超越前人，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架构恢弘、人物丰满、且蕴含着崇高精神的武侠巨着。
于是，在《大夏新语》仍在士林间引发热议、文人墨客竞相探讨其开创性体例的同时，“风铎书君”的另一部风格迥异的新作，开始以更快的速度、通过更贴近市井草根的渠道悄然蔓延。
说书人惊堂木下的绘声绘色，戏班子舞台上的刀枪剑戟，乃至街头巷尾、镖局客栈间的口耳相传，都成为了它的载体。这部书有一个响亮而充满野性魅力的名字——《射雕英雄传》。
此书开篇便是苍茫辽阔的大漠风沙，金戈铁马的草原争雄，一下子便将听众从熟悉的中原腹地拉入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弱肉强食与原始豪情的世界。
故事紧紧围绕忠良之后郭靖看似愚钝却坚韧不拔的成长历程展开，描绘其从憨傻少年，历经磨难，得遇名师，习得绝艺，最终成长为顶天立地、肩负重任的一代侠客的跌宕人生。
其中，有师徒间的深厚情谊，有江湖的险恶与人心的诡诈，有令人眼花缭乱、心向往之的奇功绝艺（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九阴真经、弹指神通），更有贯穿始终、随着主角成长而不断升华的家国大义与民族气节。
而当故事进行到高潮，那位游戏风尘、却心怀天下的丐帮帮主洪七公，面对质疑，慨然道出那句足以震撼灵魂的话语：“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小事糊涂，可是生平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嘿，嘿！裘千仞，你猜猜老叫化今朝要杀谁了？…不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这八个字，如同划破夜空的雷霆，又似醍醐灌顶的甘霖，瞬间劈入、浸润了无数听闻此故事的江湖中人的心田！它仿佛一道强光，照亮了许多人浑浑噩噩的江湖路，为他们终日与刀剑为伍的生命，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意义和价值。
路边的茶棚里，风尘仆仆的旅人激动地讨论着；喧嚣的酒肆中，豪饮的汉子们拍案叫绝；走镖的镖师们在歇脚时津津乐道；甚至连一些偏远的绿林山寨间，也能听到头目们粗着嗓子争论郭靖和杨康谁更对得起“侠”字，更回味着那句让他们心潮澎湃的“为国为民”。
“他娘的！以前只觉得咱江湖人，讲的是个‘义’字，为朋友两肋插刀，快意恩仇，天经地义！没想到…这‘侠’字，还能这么解！还能这么大！”
“郭靖那傻小子，一根筋，可为啥最后能成了连黄老邪、洪老帮主都佩服的大侠？不就是因为他傻乎乎地心里装着襄阳百姓，装着大宋江山吗？”
“说得对！比起那些整天为了本破秘籍、为了个武林排名就打打杀杀、争得头破血流的所谓高手，这才是真豪杰！真英雄！”
这句话，极大地升华和重塑了许多江湖中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手中的刀剑，胯下的骏马，一身的好武艺，除了解决私怨、争夺地盘、换取金银之外，是否还能有更崇高、更值得追求的用途？是否也能像郭靖那样，为这天下、为那些无力自保的百姓做点什么？
而更巧妙的是，周景昭授意下，《射雕英雄传》的传播并非孤立进行。那些深受故事感染的说书人、戏班子班主，在讲述郭靖黄蓉夫妇助守襄阳、保境安民、直至最终殉城的壮烈篇章时，总会“情不自禁”、“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将话题引向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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