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把钱收进烟盒塞回裤兜时，指腹蹭过烟盒边缘磨出的毛边，像砂纸擦过掌心。他拍了拍林暮的肩膀，说了句“我先回去弄午饭，你也早点回”，就转身往筒子楼走。铁蛋从林暮怀里跳下来，颠颠地跟在江川脚后，尾巴在地上扫出细碎的尘土。
林暮站在原地没动，帆布包还放在地上，刚才帮忙数钱时掏出来的旧速写本露了个角，被风掀起一页，是他昨天画的江川蹲在地上量尺寸的背影，铅笔线条被风吹得微微发颤。
一千七百四十四块。
这个数字在脑子里反复滚动，像江川工具箱里那颗总也拧不紧的螺丝。林暮蹲下身，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维修铺地面的裂缝，混着铁锈的泥土嵌进指甲缝，有点痒。他想起江川算钱时抿紧的嘴角，想起练习本上那个被反复涂改的“1744”，想起自己说“我跟你一起去”时江川眼里一闪而过的复杂——那不是拒绝，是不想让他跟着操心。
可他怎么能不操心。
帆布包里的新速写本硌着腰，是江川前阵子给他买的，五块钱，纸质比旧的好太多，他一直舍不得用。现在那本旧的快用完了，封面磨破，边角卷得像被水泡过的纸，里面全是铁北：生锈的管道、江川修车的手、铁蛋打哈欠的样子……最后几页是《铁北的冬日》的草稿，铅笔印子叠着铅笔印子，能看出他当时改了多少遍。
《铁北的冬日》。
林暮的手指顿了顿，猛地抬头看向江川家的方向。那幅画还在他生父林建国那个破屋里，用旧报纸包着塞在床底。去年冬天画的，市级青少年美术比赛一等奖，张老师当时拿着证书拍他肩膀，说“林暮你看，你的画能说话”。
他当时没觉得这奖有什么用，直到刚才江川数钱时，硬币碰撞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耳朵。
也许……能试试？
林暮站起身，帆布包带子勒得肩膀生疼。他没跟江川说，江川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皱着眉说“你那画留着考学用”。可考学还远，维修铺的材料等不了。他得自己去，悄悄去，卖掉画，把钱塞给江川，就说是……捡废铁卖的？不行，江川一眼就能看穿。那就说是画材店收的速写？也不行，他的速写值不了那么多。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快步往林建国的住处走。那地方比江川家的筒子楼更破，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着杂物，走路得侧着身。林建国大概又去作坊了，门虚掩着，一股煤烟味混着霉味飘出来。
林暮推开门，屋里暗得像傍晚。他径直走到床底，弯腰摸索，手指触到报纸的粗糙质感。拖出来时，报纸哗啦散开，露出里面用硬纸板夹着的画。
50厘米宽，40厘米高，装裱过，是比赛时统一配的廉价木框，边角有点磕掉漆。画面上是铁北的冬天：铅灰色的天空压着废弃工厂的烟囱，雪落在生锈的管道上，一半融化成黑水，一半积成薄薄的白，几个穿棉袄的小孩在厂区边缘的空地上追打，远处筒子楼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张老师说这画“把铁北的骨头画出来了”，评委大概也是看中了这点，给了一等奖。
林暮用袖子擦了擦框上的灰，指腹蹭过画面上那个缩着脖子往家走的人影——画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江川。
得找个东西包起来。他在屋里转了圈，找到林建国不知从哪顺来的一块蓝布，有点起球，但还算干净。他把画小心地裹好，放进帆布包——太大了，拉链拉不上，只能敞着口，露出一截木框。
去市中心得坐公交，两块钱。林暮摸了摸口袋，只有三块五，是江川前几天塞给他让他买早饭的，他没舍得花。走到公交站时，天阴下来了，风裹着细小的雨星子，打在脸上有点凉。等车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缩着脖子看天。
公交摇摇晃晃地来，车皮上的漆掉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的铁皮。林暮抱着帆布包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起来，铁北的景象慢慢往后退：红砖家属院、路边的修车铺、废弃工厂的围墙……越往南走，房子越新，路边的店铺变成了玻璃门的超市和服装店。
林暮把脸贴在玻璃上，看着外面陌生的街景，心里有点发慌。他很少来市中心，这里的人走路都比铁北快，说话声音也大，穿着干净的外套，不像铁北的人，衣服上总沾着点灰或油污。
“艺海画廊”在一条步行街的拐角，门脸不大，玻璃擦得很亮，里面挂着几幅画，大多是山水和花鸟。林暮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手指把帆布包带子攥得变了形。
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风铃叮铃响了一声，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从柜台后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手里还拿着手机。
“看画？”男人问，眼睛没离开手机屏幕。
“我……我想卖画。”林暮的声音有点发紧，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小心地把画拿出来，去掉蓝布，露出木框。
男人终于放下手机，扫了一眼画，眉头皱了皱。“铁北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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