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南州刮着刺骨的西北风，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烧得通红，炉口飘出的煤烟裹着焦味，与桌上搪瓷杯里的劣质茶叶香混在一起。林砚将老吴的认罪笔录摊在桌面上，指尖划过“虎哥要在年前开‘团圆会’”那行字时，指腹无意识地蹭过纸页边缘的毛边——这是80年代机关用纸的通病，薄且脆，却承载着破局的关键。
“老吴只说‘团圆会’，没说时间地点，这等于没说。”李建国把烟蒂按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火星溅起又迅速熄灭，“虎哥那伙人精得很，上次跑了之后，码头的油库都空了，连他情妇家都换了锁。”
苏晓坐在旁边，正用铅笔头在草稿纸上画码头的大致轮廓，闻言抬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我查了码头的登记资料，能容纳几十人聚会的地方只有三个——废弃的候船室、货运站仓库，还有食堂。候船室上个月塌了半边墙，仓库没暖气，最可能的是食堂。”
林砚眼睛亮了亮，伸手拿过苏晓的草稿纸：“食堂我去过，就在码头东侧，背靠运河，有前后两个门。但具体里面的结构，比如厨房在哪、有没有隔间，我当时没机会细看。”他顿了顿，想起那个在码头帮过他的老搬运工，“得找王大叔问问，他在码头干了十年，食堂的情况他肯定清楚。”
李建国皱了皱眉：“现在去码头太危险，虎哥的人说不定还在盯着。”
“我不去码头，”林砚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折叠的街道办证明，“王大叔住城郊的棚户区，我以‘送救济粮’的名义去，没人会怀疑。”他把证明塞进棉袄内袋，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80年代的棚户区没路灯，晚上只能靠这个照明。
苏晓突然叫住他，递过来一个用手帕包好的东西：“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王大叔家里困难，你就说是队里发的。”林砚接过手帕，能感觉到馒头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心里暖了暖——这个总是专注于尸体和证据的女法医，其实比谁都细心。
棚户区在城郊的河岸边，全是用木板和油毡搭的简易房，风一吹就“哗啦”响。林砚照着记忆找到王大叔家时，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亮着，透过破旧的窗户，能看到老人正坐在小板凳上补破洞的袜子。
“王大叔，是我。”林砚轻轻敲了敲门，声音压得很低。
门“吱呀”一声开了，王大叔看到他，先是一愣，随即赶紧把他拉进屋：“你怎么来了？这几天码头风声紧，刀疤的人还在找你呢！”
林砚把馒头递给老人，又环顾了一圈逼仄的屋子——土墙斑驳，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缺了腿的木桌，桌角放着半碗没喝完的稀粥。“我来是想问问您，码头食堂的情况。”他直入正题，“虎哥是不是要在食堂开年会？具体是哪天？”
王大叔的手顿了顿，往门口看了一眼，才压低声音说：“是腊月廿八，那天搬运工都放假，食堂没人用。虎哥让他的人提前把食堂打扫了，还让小卖部的张婶准备五十人的饭菜。”他伸手在桌上的灰尘里画了个大致的形状，“食堂进门是大厅，摆着十张桌子，左边是厨房，厨房后面有个地窖，能通到运河边的芦苇荡——那是他们留的退路。”
林砚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和烟盒纸，凭着王大叔的描述快速画起来：“前门有几个人守着？厨房的门能从里面锁吗？”
“前门估计得有四个，都是虎哥的贴身手下，带刀的。”王大叔想了想，“厨房的门是木的，有个插销，能从里面锁，但去年冬天坏了，现在只能从外面锁。”
记下最后一个细节，林砚把烟盒纸叠好放进内袋：“谢谢您，大叔。廿八那天您别去码头，待在家里别出门。”他起身要走，王大叔突然拉住他的胳膊，塞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路上吃，暖身子。你们抓虎哥，是为我们好，可千万要小心。”
林砚攥着红薯，心里沉甸甸的。走出棚户区时，西北风更烈了，红薯的热气透过指尖传到心里，让他更加坚定——不能让这些善良的人再受欺负。
回到警局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李建国和苏晓都没走，正围着一张更大的白纸等着他。林砚把烟盒纸摊开，苏晓立刻接过，用尺子比着，把食堂的结构重新画在白纸上：“大厅十张桌子，标注为1到10号；厨房在左侧，地窖入口在厨房东北角；前门为主要出入口，后门通码头广场，地窖出口通芦苇荡。”
李建国看着图纸，手指点在“地窖出口”的位置：“这里是关键，得派一组人守着，防止他们从这里跑。”
“还有账本。”林砚突然开口，“老吴的笔录里提到，虎哥每次年会都会带账本，记录一年的赃款收支。如果能拿到账本，就能把他的团伙连根拔起。”
就在这时，值班民警小张跑了进来：“林哥，李队，刀疤醒了，吵着要见你们，说有重要的事要交代。”
刀疤是上次在码头抓获的团伙小头目，被抓后一直装死，不肯开口。林砚和李建国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期待——这或许是另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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