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南州还留着夏末的余温，林砚却在清晨六点就拎着帆布包站在了火车站台。帆布包里装着两件换洗衣物、一本记满刑侦笔记的硬壳本，还有苏晓昨天塞给他的那本法医笔记——封面边角被磨得发毛，扉页上是她清秀的字迹：“现场无小事，尸体亦会言”。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驶离站台，林砚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杨树，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封面。从接到省厅借调通知到收拾行李，不过短短两天，可他总觉得像要开启一段完全陌生的征程。李建国昨天拍着他的肩膀说“去省厅好好干，别给南州刑警丢脸”，苏晓递笔记时眼底藏着的担忧与期待，还有赵伟那句别扭的“到了那边别逞能”，都像潮水似的在他脑子里打转。
四个小时后，火车抵达省会金陵站。林砚刚走出出站口，就看见一个穿藏青色警服的男人举着写有“林砚”的纸牌，肩膀上的警衔是两杠三星——一级警督。
“是南州来的林砚同志吧？”男人快步上前，伸手握住林砚的手，掌心粗糙有力，“我是省厅刑侦总队的张磊，周厅长让我来接你。”
“张警官好，麻烦您了。”林砚连忙回握，跟着张磊往停车场走。坐上警车，林砚才发现车里还放着一叠厚厚的案卷，封皮上用红笔写着“绝密·红衣女尸案”，旁边还标注着“豫、皖、苏三省协作案”。
“知道你要来，周厅长特意把案卷带来了，让你路上先看看。”张磊发动汽车，指了指那叠案卷，“这案子现在是省厅的头等大事，压了快半年了，三省都没少费劲，可凶手太狡猾，一直没抓到。”
林砚心里一沉，伸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卷案卷。刚翻开第一页，一张现场照片就让他的呼吸顿了顿——照片里的女性死者躺在铁路旁的草丛里，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连衣裙，双手交叠放在胸口，眼睛被一块白布蒙着，姿势规整得像被人精心摆放过。
“死者叫王丽，32岁，安徽亳州人，在当地一家纺织厂上班。”张磊的声音透过车窗传来，带着几分沉重，“今年三月十六号早上被铁路工人发现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是前一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法医检查后，发现她是被人用尼龙绳勒死的，身上没有挣扎痕迹，死前可能被下药了。”
林砚继续往下翻，第二卷案卷是河南商丘的案子。死者叫刘芳，28岁，卖水果的小贩，同样是被发现躺在铁路沿线，身上穿的是红色棉袄，死亡姿势和王丽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刘芳的口袋里塞了一朵干枯的野菊花。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张磊叹了口气，“从今年三月到八月，安徽亳州、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各一起，上个月江苏连云港又发了两起，死者全是女性，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死前都被穿了红色衣服——有几个死者平时根本不穿红色，衣服明显是凶手事后给套上的。”
林砚的手指停在连云港那两起案子的现场图上。两个死者分别躺在不同路段的铁路旁，间隔不过二十公里，死亡时间相差不到三天。其中一个死者的红色衬衫领口处，还沾着一点黑色的油污，像是某种机械润滑油。
“凶手每次都把尸体抛在铁路沿线，而且都选在没有监控的偏僻路段。”张磊接着说，“铁路线跨度大，三省警力协调起来也麻烦，每次有新案子，三省都要各自排查，线索互通不及时，好几次都错过了关键时机。”
警车驶进省厅大院时，林砚已经把五起案子的核心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下车跟着张磊往办公楼走，走廊里随处可见抱着案卷匆匆而过的民警，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绷的神色，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周厅长在办公室等你，他可是特意推了上午的会。”张磊把林砚领到一间挂着“厅长办公室”牌子的房门前，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屋里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林砚推开门，只见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肩膀上的警衔是橄榄枝加三星——一级警监。他抬头看向林砚，眼神锐利却不严厉，嘴角还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
“林砚同志，坐。”周厅长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早就听说南州出了个年轻的刑侦能手，破了菜窖女尸案、码头霸案，还推动了现场勘查标准化，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周厅长过奖了，我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林砚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保持着端正的姿势。
“分内工作能做到这份上，就很不简单了。”周厅长拿起桌上的“红衣女尸案”案卷，推到林砚面前，“路上张磊应该跟你说了些情况，你再看看，说说你的想法。”
林砚拿起案卷，重新仔细翻阅。这次他看得更细，不仅看现场照片和尸检报告，还注意起死者的社会关系——五个死者职业不同，籍贯不同，平时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案发前去过铁路附近的场所：王丽是去铁路旁的小卖部买东西，刘芳是去铁路边的菜市场进货，连云港的两个死者则是在铁路附近的工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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