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秋，我怀揣着一纸调令，背着捆扎紧实的铺盖卷，踏上了前往清溪村的山路。车窗外的景色渐渐从城镇的喧嚣切换成山野的萧瑟，枯黄的茅草在秋风里翻卷，像极了我此刻忐忑不安的心情。作为刚毕业的知青，下乡插队本是既定的归宿，但出发前公社干部那句“清溪村偏僻，你多留意些”的叮嘱，总让我心里悬着一块石头。
抵达清溪村时已是傍晚，夕阳把村口的老槐树拉得老长，树底下站着几个等候的村民，为首的是个须发花白的老汉，腰间别着个磨得发亮的烟袋锅，公社干部提前打过招呼，这是村里的老支书吴老汉。他见了我，脸上堆起憨厚的笑，接过我手里的铺盖卷：“后生，一路辛苦了，跟我来吧。”
村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墙，黑瓦上长着零星的瓦松，沿着蜿蜒的土路错落分布。路过几户人家时，我发现村民们都探着脑袋往我这边看，眼神里有好奇，却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戒备，而且家家户户的院门都早早关上了，与寻常乡村傍晚的热闹截然不同。我忍不住问吴老汉：“大爷，这村里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
吴老汉脚步顿了顿，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含糊其辞地说：“山里夜凉，乡亲们习惯早睡。”说完便加快了脚步，不再多言。我心里的疑惑更重了，隐约觉得这个看似平静的村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的住处被安排在村部的值班室，那是一间独立的小平房，紧挨着村部的西屋，院子里堆着些农具和杂物。吴老汉帮我铺好床，又递过来一个搪瓷茶缸：“夜里要是冷，就烧点柴火取暖，村部的柴火在东墙角。记住，夜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轻易开门，也别往西屋去。”
“西屋怎么了？”我追问。
吴老汉的脸色沉了沉，烟袋锅抽得“滋滋”响：“别问了，照做就好，都是为你好。”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临走时还特意帮我把院门关好，那关门的声响在寂静的傍晚里格外清晰，让我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值班室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掉漆的书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串挂在钥匙串上的铜钥匙。墙角堆着几捆柴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柴火的烟火气。我整理好行李，从背包里翻出那本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底下——这是出发前母亲塞给我的，她说在外面遇到难处，看着它心里就有底了。
夜幕很快降临，山里的夜晚格外黑，没有城镇的灯火，只有漫天的星光和一轮朦胧的残月。风穿过院墙上的缺口，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啜泣。我坐在桌前翻看带来的书本，可心里总不踏实，吴老汉的叮嘱和村民们异样的眼神在脑海里反复浮现。
大概夜里十一点多，我正准备熄灯睡觉，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起初我以为是风吹动杂物的声音，没太在意，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像是有人在踮着脚走路。我屏住呼吸，悄悄走到窗边，透过窗缝往外看。
月光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些农具静静地立在原地。就在我以为是自己多疑的时候，那声音突然停了，紧接着，一阵沉闷的“咚咚”声从西屋的方向传来，像是有人在敲西屋的门。西屋的门是锁着的，吴老汉说过，那里面堆着些老旧的杂物，不让任何人靠近。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手心冒出了冷汗。我死死地盯着西屋的方向，不敢出声。过了大概几分钟，那敲门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拖拽东西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挪动沉重的木箱。我吓得赶紧缩回身子，靠在墙壁上大口喘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躲到床上去。
我跌跌撞撞地冲到床边，刚要钻进被窝，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哐当”一声巨响——那是放在书桌上的搪瓷茶缸被打翻的声音！紧接着，便是钥匙在桌面上来回拖曳的刺耳声响，“哗啦，哗啦”，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书桌前摸索。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僵硬地转过头，却什么也没看到。可那声响就在耳边，就在床头徘徊，仿佛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已经闯了进来，正一步步向我逼近。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尖叫一声，猛地钻进被窝，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被窝里一片漆黑，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狂跳的心脏声，还有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哐哐”地撞响，像是有人在外面用尽全力踹门，门板剧烈地晃动着，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开。我蜷缩在被窝里，身体抖得像筛糠，双手胡乱地在口袋里摸索，希望能找到点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东西。
指尖突然触碰到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是那本红宝书！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颤抖着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在那个年代，红宝书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支柱，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此刻，它更成了我唯一的护身符。我哆哆嗦嗦地翻开书页，借着从窗缝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找到那句熟悉的语录，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念了出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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