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几乎无眠。老陈那本沉甸甸的“账本”和那些欲言又止的话，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旋转。天刚蒙蒙亮，我就爬了起来，山坳村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显得静谧而压抑。老陈早已起身，正蹲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林干部，起这么早？”他看见我，站起身，用脚碾灭了烟头。
“陈支书，我想趁着早上，再多走走，多看看。”我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脑中的混沌，“特别是您昨天提到的那些……摊派，具体是怎么个收法？”
老陈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在权衡。最终，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低声道：“那你跟我来，别声张。”
他没有带我往村里走，反而领着我绕过几处屋舍，朝着村后头那片山坡地走去。晨雾尚未散尽，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坡地上，已经有不少早起的村民在劳作。看到老陈和我，他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那眼神里有好奇，有漠然，但更多的，是一种深藏的、不易察觉的戒备。
老陈走到一个正在费力地用锄头刨着板结土地的老汉身边，喊了一声：“老耿头。”
那老汉抬起头，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汗水顺着深深的沟壑往下流。他看了看老陈，又看了看我，没说话，只是用搭在脖子上的汗巾擦了把脸。
“这是省里来的林干部，下来了解情况的。”老陈介绍道，语气尽量放得平和。
老耿头“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又低下头继续刨地，动作机械而沉重。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质贫瘠，夹杂着不少砂石。“老人家，这地……不好种吧？”
“唉，就这命。”老耿头头也不抬，声音闷闷的。
“去年的收成，够交上面的吗？”我试探着问。
他刨地的动作顿了一下，终于再次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嘲讽：“交？咋不够？不够卖血也得交啊！”
这话像针一样扎人。老陈在一旁叹了口气，插话道：“老耿头，跟林干部说说，去年光那‘灭鼠费’，你家几口人？交了多少钱？”
“五口人，一人五块，二十五。”老耿头回答得很快，数字清晰得让人心惊，可见这笔支出在他心里的分量。“还有那‘道路集资’，一人二十，一百块。‘教育附加’，娃娃上学另算，家里按人头又摊了十五……林林总总，名目多哩，记不清了。”
“这些钱，都是谁来收？怎么收？”我追问，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还能有谁？”老耿头用下巴朝村子的方向点了点，“村上的干部呗。到时间了就上门，拿着本子，挨家挨户。有钱给钱，没钱……”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没钱就拿东西抵，粮食、鸡鸭，都行。再不行，就说要从以后的卖粮款里扣。”
“不能不交吗？”这话问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幼稚。
果然，老耿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咧了咧嘴，露出稀疏发黄的牙齿：“不交？谁敢不交？不交就是拖全村的后腿，就是破坏生产建设。轻的，村里的大喇叭点名批评，重的……娃娃上学、家里办个事，处处给你使绊子。咱平头老百姓，惹不起。”
他旁边一个正在捡石头的中年汉子忍不住插嘴，语气带着愤懑：“最气人的是那些‘自愿’捐的！修个庙要捐，唱个戏要捐，连上面来了领导视察，都要我们‘自愿’出钱搞卫生、摆花盆！谁他娘的自愿了？可那捐款名单就贴在村口，谁捐了多少，白纸黑字，捐少了脸上无光，不捐？那就成了落后分子！”
“就是！”另一个正在歇息的妇女也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还有那‘保险’，说是为了咱好，防雹灾、防病虫害。可年年交钱，从来没见赔过！地里遭了灾，去找，就说达不到赔偿标准。可钱呢？早收走了！”
一时间，这片坡地上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压抑已久的怨气在晨雾中弥漫开来。那些千奇百怪的摊派名目，什么“治安联防费”、“精神文明创建费”、“报刊订阅费”（订的都是些没人看的报纸）……层出不穷，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几乎要把纸张划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三块五块、十块二十块，汇聚到一户，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汇聚到一村、一乡、一县，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受监管的资金池子。
“这些收上去的钱，有收据吗？”我抬起头问。
众人安静了一下，面面相觑。老耿头嗤笑一声：“收据？白条子都没有一张！人家手里那本子记一下就算数了。”
“那你们知道这些钱，最终用在哪儿了吗？”我又问。
这次，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以及更加复杂的眼神——那里面有无奈，有麻木，还有一丝对我这个“上面来的干部”竟然会问出这种“天真”问题的讥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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