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颠簸的土路上又行驶了约莫一刻钟，前方终于出现了较为密集的房屋，榆树沟村到了。与我想象中锣鼓喧天、村民列队迎接的场面不同，村口只有寥寥数人等候——一位头发花白、面色黝黑的老者，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村干部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好奇张望的孩童。
马书记率先下车，快步走向那位老者，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老支书，怎么劳您亲自在这儿等着！”他转身向刚下车的周副秘书长介绍道：“秘书长，这位是榆树沟村的老支书，张永贵，在村里干了一辈子，德高望重啊！”
周副秘书长上前，与老支书用力地握了握手，语气亲切：“老支书，辛苦了！我们就是不打招呼突然过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老支书显得有些激动，嘴唇哆嗦着，乡音浓重：“不麻烦，不麻烦！省里的大领导能到我们这山旮旯里来，是瞧得起我们榆树沟！快，快屋里请，外面日头毒。”
所谓的“屋里”，就是村委会的几间平房。房子有些年头了，墙皮有些剥落，但打扫得干干净净。会议室更是简陋，桌椅板凳都是旧的，甚至有些高低不平，桌上放着几个印着红字的白色陶瓷杯，里面泡着当地产的粗茶。
这与在平州时那些窗明几净、设施齐全的会议室形成了鲜明对比。省里来的几位同志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些许不适，但看到周副秘书长已经神色自若地在一张旧木椅上坐下，也只好纷纷落座。
老支书和那位村干部（后来知道是村里的会计）显得有些拘谨，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马书记笑着安抚道：“老支书，别紧张。周秘书长这次来，就是想听听咱们村里最真实的情况，好的孬的，都想听。你就当是跟自家人唠嗑。”
周副秘书长也温和地开口：“老支书，在村里多少年了？”
“回领导，俺十八岁就当村干部，今年六十五了，整整四十七年喽。”老支书渐渐放松下来。
“四十七年，不容易啊。”周副秘书长感慨道，“那你可是看着咱们村，一步步变化过来的。跟我们说说，现在村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乡镇企业这一块，发展得如何？有什么难处？”
老支书看了一眼马书记，见马书记鼓励地点点头，便打开了话匣子。他没有拿稿子，就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起了榆树沟的现状。他提到了村里前几年办起来的竹编合作社，吸纳了三十多户留守妇女和老人，利用本地丰富的毛竹资源，编织一些篮筐、工艺品，算是村里主要的集体经济来源。
“东西是做出来了，可卖不上价，也卖不远。”老支书叹了口气，“主要是样式老，城里人看不上。想找懂设计的能人来指点指点，可咱这地方，谁愿意来？年轻人也都往外跑，留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和带娃的妇女。”
他又提到了李满仓家的情况。“满仓家那小子，学习争气，考上了县一中！就是家里困难，之前为学费差点愁白了头。多亏了……”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马书记，又看了看我们这些“省里来的领导”，似乎不知该不该说。
马书记接过话头，坦然道：“老支书，但说无妨。之前扶贫款那事，是省里值班室的同志督促得及时，我们县里落实得快，这是好事，说明上下联动畅通嘛。”
老支书这才放心，继续说道：“对对，就是省里领导关心！款项第二天就到位了，可解决了大问题！满仓见人就说共产党好，政府好！”他说这话时，眼眶有些湿润。
我坐在角落负责记录，笔尖飞快。老支书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人的数据，却像一幅素描，勾勒出偏远乡村发展的真实困境与微弱的希望。人才流失、技术落后、市场狭窄、集体经济薄弱……这些在文件上常见的词汇，此刻都对应上了鲜活的面孔和具体的故事。
周副秘书长听得很专注，不时追问细节：“竹编合作社现在有多少人？平均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除了样式老，还有别的困难吗？比如资金、销路？”
老支书和村会计一一回答，有些数据记得不是很精确，就大概说个范围，但那份真诚和焦虑是装不出来的。
“我们也想过贷款扩大规模，更新设备，”村会计补充道，“可没什么抵押物，银行不敢放款。也去县里跑过项目，可竞争太激烈，像我们这样的小合作社，很难排上号。”
座谈会开了近一个小时，气氛始终坦诚而务实。没有歌功颂德，更多的是反映问题和表达期盼。周副秘书长最后对老支书说：“老支书，你们的情况我们都记下了。发展的路肯定有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省里、县里都会继续关注和支持你们。关键咱们自己要有信心，要把现有的产业守住，慢慢寻求突破。”
离开村委会时，周副秘书长坚持不让村里安排午饭。“我们随便在村里看看，找个小店吃点东西就行，不能再给村里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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