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更为规律，也更为沉闷。
每日清晨七点半，我准时踏入那栋略显陈旧的省政府大楼，在门卫处出示工作证——那张薄薄的卡片是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获得的身份象征。
“林科员，早啊。”门卫老张已经认识了我，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
“您早。”我点头回应，乘上那部运行起来吱呀作响的老旧电梯，来到五楼的政策研究室。
我的工位在办公室最里侧，靠窗，桌上除了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便是堆积如山的各类文件。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整理各地市报送的材料、撰写常规性的政策分析报告、为领导讲话提供数据支持。
日子如水般流淌，转眼已是一九九零年的春天。
这天下午，我完成了手头关于“乡镇企业转型发展”的简报，正准备去资料室查阅最新统计年鉴，办公室主任张明远走了过来。
“致远，这份材料你校对一下，明天要报给李副主任。”他将一叠厚厚的文件放在我桌上，语气平淡却不容拒绝。
我看了眼墙上的时钟，下午四点二十五分。这意味着我又要加班了。
“好的，张主任。”我微笑着应下，内心却泛起一丝苦涩。
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作为科室最年轻的科员，端茶倒水、校对文件、跑腿送材料似乎成了我的本职工作。而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往往轮不到我。
陈默听说我的处境后，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不叫研究政策，叫服务政策。”
我无奈地笑笑，没有反驳。
校对工作比预想的更为繁琐，直到晚上七点，我才完成最后一页的核对。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省政府大院亮起零星的灯光。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连灯都懒得开，直接倒在床上。这套一居室的老房子是父母几乎动用了全部积蓄为我租下的，虽然简陋，却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容身之所。
黑暗中，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忽然想起大学时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那时的我，曾豪情万丈地想要改变世界。
现在的我，连校对一份文件都要战战兢兢。
这种落差让我感到窒息。
第二天是周六，我决定去探望王老师。
王老师去年退休后，一直住在城西的老房子里。我买了些水果，乘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那片熟悉的教职工住宅区。
敲开门时，王老师正在阳台上修剪盆栽。见到我，他眼镜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致远？快进来快进来！”
屋内的陈设一如既往的简朴，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一幅“桃李满天下”的书法作品，那是我们那届毕业生送的。
“怎么样，在政策研究室还适应吗？”王老师为我泡了杯茶，关切地问道。
我斟酌着词句：“工作环境很好，同事们也很照顾我...就是...”
“就是觉得离理想有点远？”王老师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苦笑着点头：“每天就是整理文件、写写简报，感觉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
王老师轻轻吹开茶杯上的热气，若有所思：“致远，你知道为什么竹林里的新笋总是被厚厚的笋衣包裹着吗？”
我摇摇头。
“笋衣看似限制了竹笋的生长，实则是为了保护它，让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蓄力量，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王老师抿了口茶，继续说道，“你现在的工作，就像是被笋衣包裹的阶段。看似束缚，实则是难得的积累期。”
他站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我。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政策研究之要义，不在创造新论，而在准确把握现实脉络；不在高谈阔论，而在提供可行之策。”
“研究室的工作看似枯燥，却是了解政府运作机制的最佳窗口。”王老师坐回椅子上，目光深邃，“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真实的社会问题；每一个数据后面，都是百姓的生活。只有先学会读懂它们，将来才有可能改变它们。”
我若有所思。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在清河县调研时看到的那些场景——农民的账本、孩子们的眼睛、老支书的坚守...
“我明白了，王老师。我会调整心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王老师欣慰地笑了：“听说你写的那份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虽然被搁置了，但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这就是一个开始。”
我有些惊讶：“您怎么知道？”
“教育系统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王老师神秘地眨眨眼，“周汝信副秘书长曾私下肯定过这份报告的价值，认为它‘数据详实，反映问题客观’。”
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热。原来我的努力并非石沉大海。
“对了，你和清薇怎么样了？”王老师忽然转变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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