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日子，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看不见的漩涡。我每天依旧早早到办公室，拖地、打水、擦拭那张陪伴了我数月的老式藤编暖水瓶，然后埋首于无穷无尽的文件和报告中。
那份关于数据造假的报告，如同石沉大海，再无声息。周副秘书长那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老张看我的眼神恢复了往常的和气，偶尔还会指点我几句公文格式的细微讲究。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仿佛我身上被贴上了一个“不安分”的标签。
这天，研究室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为即将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座谈会准备背景参考资料，重点是梳理沿海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先进经验，并分析其对内陆省份的借鉴意义。时间紧，任务重，张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短会，把任务分解下去。
我分到的部分，是整理苏南地区“一镇一品”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这活儿琐碎，需要查阅大量的报刊、内部通讯和零散的调研报告。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扎进了资料室和档案堆里，像个考古学家一样，从故纸堆中挖掘有用的信息。
我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摘抄和罗列。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材料虽然都强调“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但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矛盾。有的过分强调政府规划的作用，把成功简单归因于领导的“高瞻远瞩”；有的则片面鼓吹“无为而治”，忽视了基层政权在基础设施建设、初期培育上的关键投入。
这让我想起了在清河县调研时看到的场景，那些渴望致富却又缺乏门路的农民，那些在旧体制束缚下艰难转型的社队企业。苏南的经验固然好，但能简单照搬吗？我们省的情况，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条件，与苏南相比，差异何在？
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动笔。在完成规定的资料梳理后，我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悄悄写了一篇简短的附记。我没有质疑任何材料的真实性，而是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一点粗浅的对比和思考。我着重分析了我们省与苏南在区位交通、工业基础、民间资本活跃度以及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并提出，学习苏南经验，关键可能不在于复制其“有形”的模式，而在于理解其“无形”的机制——如何激活民间活力，如何让基层干部更有为、更会为。
写完后，我看着那几页略显青涩却凝聚了我真实思考的文字，犹豫了一下。按照规定，我只需要上交整理好的资料汇编即可。这份附记，属于“画蛇添足”。想起上次数据报告的“前科”，我几乎想把它揉成一团扔掉。
但最终，我还是把它夹在了厚厚的资料汇编最后面，用一张便签纸注明：“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供领导参考。”我想，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被无视，或者再挨一次不点名的批评。但如果……万一能提供一点点不同的视角呢？
资料汇总后，由张主任统一审核，然后报送办公厅。
两天后的下午，我正对着一份关于节约办公用品的通知稿咬文嚼字，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是张主任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急促：“小林，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那份附记惹祸了。难道我的“不成熟思考”又触碰了什么忌讳？怀着志忑不安的心情，我快步走到张主任办公室。
推门进去，发现张主任正站在办公桌旁，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紧张和些许兴奋的神情。他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我们报送上去的经济座谈会参考资料。
“小林，你过来。”张主任把我叫到身边，指着那份材料最后我写附记的地方，“这个，是你写的？”
“是……是我写的一点想法，主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问。
张主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神秘和感慨：“刚才周副秘书长的秘书小刘过来，说副秘书长看了我们报上去的资料，特别指出了后面这篇附记。”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副秘书长说……”张主任模仿着领导的语气，虽然学得不太像，但意思传达得很清楚，“‘政策研究室这回提供的材料有点意思，特别是后面那点思考，虽然浅，但角度不错，知道结合省情想问题了，不是简单的资料搬运工。告诉写这个材料的同志，继续保持这种联系实际的思考习惯。’”
我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批评，而是……肯定？
张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真心的笑容：“行啊，小林！没想到你还真入了周副秘书长的法眼。‘小伙子不错’，这可是副秘书长亲口说的！”
“小……小伙子不错？”我重复着这简单的五个字，感觉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瞬间传遍了四肢百骸。之前所有的志忑、怀疑和自我否定，在这句朴素的夸奖面前，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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