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瓶与抹布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我正襟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努力消化着老刘关于“规矩”和“做得巧”的提点。这时，王处长从他的隔断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和几张空白的公文稿纸，径直来到我面前。
“小林，”王处长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听不出情绪，“这里有一份张主任修改过的内参清样，需要重新誊抄一遍。这是你的第一个具体任务，认真完成。”
我立刻站起身，双手接过文件和稿纸，像接过一份重要的军令状。“是，处长，我一定仔细抄写。”
王处长点了点头，补充道：“抄写的要求有几个：第一，用钢笔，蓝黑墨水，不能用圆珠笔，更不能有涂改；第二，字迹要工整清晰，符合公文格式，标题、段落、标点都要准确；第三，原稿上的修改痕迹和领导批示也要一并照抄，用红笔在抄写件相应位置标注出来。明白吗？”
“明白！”我再次保证，心里却微微有些讶异。原以为“抄写”就是简单的照葫芦画瓢，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连领导的修改痕迹都要原样复制。
王处长没再多说，转身回去了。我坐了下来，看着手里的文件。这是一份关于全省乡镇企业发展的调研报告内参清样，大约有五六页纸。张主任用红笔在上面做了不少修改，增删词句，调整段落，旁边还有一些批示性的文字，如“此处数据需再核实”、“建议突出政策建议部分”等。
我铺开崭新的公文稿纸，拧开钢笔，吸入蓝黑墨水。笔尖在瓶口小心地刮去多余的墨滴，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落笔。
第一个字写下，我就感到了压力。公文稿纸的格子比普通的笔记本要小，要求字迹既要清晰又不能出格。我努力回忆着大学时练过的楷书，一笔一划，力求工整。写了几行，感觉手腕有些发僵，字迹虽然端正，却少了几分灵动，显得有些刻板。
这不仅仅是抄写，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对权力和秩序的无声遵从。张主任的那些红笔修改，仿佛带着温度，通过我的笔尖，一丝不苟地复刻到新的文本上。每一个被圈掉的词，每一个增加的句子，都代表着一种意志的体现。而我，就是这个意志流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必须绝对准确、不容有失的环节。
抄写的过程缓慢而枯燥。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老吴偶尔喝茶时发出的轻微声响。我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分心，生怕写错一个字，前功尽弃。
写到第二页中间时，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原稿上有一处，张主任将“迅猛发展”改成了“健康有序发展”，但在旁边又用红笔打了个问号，似乎有些犹豫。我严格按照要求，用红笔在抄写件的相应位置，先写上“健康有序发展”，然后在旁边也标上了一个小小的问号。这个问号我画得格外小心，既要清晰，又不能显得突兀。
时间一点点过去，当我终于抄完最后一页，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时，竟然有种完成了一件大事的虚脱感，额头上也渗出了细汗。我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也没有涂改，这才拿着抄写好的文件和原稿，走到王处长的隔断外。
“处长，我抄写完了，请您过目。”
王处长接过文件，先是快速浏览了一遍整体版面，然后目光落在那些我用红笔标注的修改痕迹上，看得格外仔细。当看到那个“健康有序发展”旁边的小问号时，他的目光停顿了一下。
我心里微微一紧。
片刻后，王处长抬起头，脸上似乎有了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缓和。“嗯，字写得还算工整，格式也对。尤其是这个问号，”他用手指点了点那个地方，“标注得很准确。张主任当时确实对这个提法有所斟酌。”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甚至有一丝小小的雀跃。
“不过，”王处长话锋一转，拿起原稿，指着一处修改，“你看这里，张主任把‘必须尽快解决’改成了‘应着力研究解决’，语气就缓和了很多。抄写的时候，不仅要抄文字，更要体会这种语气和分寸的变化。机关行文，很多时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凑近看去，仔细品味着“必须”与“应”、“尽快”与“着力”之间的微妙差别。的确，“必须尽快”带着强烈的命令和紧迫感，而“应着力”则更显稳妥和留有余地。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更是政策表述中智慧和策略的体现。
“我明白了，处长。以后我会更加注意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我心悦诚服地说。
“去吧，把抄写件送到文印室归档，原稿交还给老刘登记。”王处长将文件递还给我。
“是。”
当我将原稿交还给老刘时，他看了看王处长的方向，对我低声笑道：“第一个任务完成得不错。王处长要求严，能让他点头可不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话他当年也跟我说过。”
我笑了笑，心里却对“抄写”这项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它绝非简单的机械劳动，而是新人熟悉机关行文规范、领悟政策表述分寸、甚至窥见领导思维方式的入门途径。那支笔，那份稿纸，那些看似枯燥的方块字，都承载着远超其表面的重量。
回到座位上，我活动了一下发酸的手腕，看着窗外。第一次任务，勉强合格。但王处长那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却像警钟一样，在我心里敲响了。在这栋大楼里，无论是热水瓶、抹布，还是笔下的文字，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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