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期末，校园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各种小道消息在宿舍楼间流传，有人说要严查“思想不正”的学生，有人说暑期社会实践可能要取消。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纸是那种粗糙的作业本纸，父亲用他那小学文化的笔迹，一笔一画地写着：
“致远我儿：见字如面。家里一切都好，勿念。你娘的风湿病老样子，天阴时疼得厉害些。猪卖了二百八十块钱，给你寄去二百，剩下的买点化肥......”
信写得很长，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琐事：东家的牛生了崽，西家的闺女嫁了人，村委会又要收修路费.....。但在信的末尾，父亲写道：
“儿啊，听说城里不太平。读书人要明事理，知进退。咱庄稼人不懂大道理，只知道脚踏实地最重要。你好好读书，别的事少掺和。”
我把信看了三遍，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二百八十块钱，那是家里最大的一笔收入，父亲却给我寄来了二百。剩下的八十块，要买化肥，要给母亲买药，要应付各种摊派......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赵瑞龙端着饭盒进来，看见我对着信纸发呆。
我把信递给他看。他快速浏览了一遍，难得地沉默了。
“你父亲.....。很不容易。”他最后说。
陈默也回来了，看到信后，他的反应更直接：“这就是我们整天在课堂上讨论的‘农民问题’，活生生的例子。”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都没去自习。赵瑞龙破天荒地没有去参加他的“社交活动”，陈默也没有埋头读书。我们坐在寝室里，第一次认真地讨论起“家”这个字。
“我父亲是县里的副局长，”赵瑞龙突然说，“他常跟我说，做人要像水，该柔时柔，该硬时硬。但我一直觉得他太圆滑。”
陈默接口：“我父亲是中学老师，他总说人要有风骨。可是......”他顿了顿，“有时候我也在想，风骨和固执的界限在哪里。”
我摩挲着粗糙的信纸，感受着上面的每一个折痕：“我父亲没什么文化，但他教会我最重要的道理——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头。”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门外站着系辅导员，脸色比上次还要严肃。
“接到通知，”他说，“暑期社会实践暂时搁置，所有学生不得离校。”
“为什么？”陈默忍不住问。
“这是上面的决定。”辅导员的目光在我们三人脸上扫过，“另外，学校要开展思想教育整顿，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
辅导员走后，赵瑞龙第一个开口：“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时候，明哲保身最重要。”
“可是社会实践......”陈默还要争辩。
“别天真了，”赵瑞龙打断他，“现在是什么形势你看不出来吗？”
我捏着父亲的信，突然说：“我要回家。”
“你疯了？”赵瑞龙瞪大眼睛，“现在离校要受处分的！”
“我父亲把家里的猪卖了供我读书，”我的声音有些发抖，“现在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我要回去看看。”
陈默看着我，眼神复杂：“致远，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没有但是。”我站起身开始收拾行李，“有些事，比处分更重要。”
那天晚上，我写了离校申请，理由很简单：家中有急事。
第二天，我拿着申请去找系主任。系主任看完申请，又看看我：“林致远，你是我们系重点培养的学生，这个时候离校，会影响你的前途。”
“主任，”我说，“如果连家都不顾，再好的前途又有什么意义？”
系主任沉默了很久，最后在申请上签了字：“早去早回。”
离校的那天，赵瑞龙和陈默都来送我。
“这个你拿着，”赵瑞龙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二百块钱，算我借你的。”
我正要推辞，他按住我的手：“别废话，就当是投资。我看好你的未来。”
陈默则给了我几本书：“路上看。记住，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放弃思考。”
在火车站，我意外地遇到了沈清薇。
“听说你要回家？”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有些常用药，给你母亲带的。”
我接过布包，心里暖暖的：“谢谢。”
“其实，”她犹豫了一下，“我很羡慕你。至少你知道该往哪里去。”
火车开动了，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心里五味杂陈。
二十四小时的硬座，我几乎没合眼。看着对面农民工怀里熟睡的孩子，看着过道里蜷缩的老人，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村庄，我忽然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含义。
“读书人要明事理，知进退。”
这个“事理”，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更是人间的冷暖。这个“进退”，不只是一时的得失，更是一生的选择。
到家时已是深夜。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看见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编竹筐，母亲在灶台前熬药。
“爹，娘，我回来了。”
父亲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回来了就好。”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迷茫、挣扎，都化作了眼眶里的温热。
家书抵万金。不是因为字字珠玑，而是因为字字都写着“我们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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