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燕华园,银杏叶金黄,秋意正浓。
这天下课后,赵瑞龙神秘兮兮地拉住我:“今晚七点,三教305,有个读书会,去不去?”
“读书会?”我有些疑惑,“什么主题?”
“听说要讨论尼采和萨特,”赵瑞龙压低声音,“现在最时髦的存在主义。好多文科牛人都会去,中文系的沈清薇也去。”
听到沈清薇的名字,我的心莫名跳快了一拍。自从上次未名湖畔的“草坪事件”后,我在校园里又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抱着书本匆匆走过,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像个骄傲的小鹿。
“怎么样?”赵瑞龙捅了捅我,“去见识见识?”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晚上七点,我们来到三教305教室。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人,烟雾缭绕——那个时候,大学里抽烟还是很普遍的现象。沈清薇果然在,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和一个长发男生争论着什么。
看到我们进来,她瞥了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随即又转回头去,仿佛我们只是两个无关紧要的闯入者。
赵瑞龙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低声对我说:“看到没?那个长头发的,哲学系的才子,据说能把《存在与虚无》倒背如流。”
主持人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他敲了敲桌子:“各位同学,今晚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存在先于本质’。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的自由与选择?”
话音刚落,那个长发男生就站了起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自由地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打破一切枷锁,追求绝对的自由!”
“我不同意!”沈清薇站了起来,声音清脆而坚定,“绝对的自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但人不是孤岛。我们的选择必然受到社会、历史、道德的限制。如果只强调个人自由,忽视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自由是自私的!”
她的脸颊因激动而泛红,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说得好!”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中年人突然开口——后来才知道他是进修的年轻教师,“同学们,我们在讨论西方哲学时,不能忘记我们的现实。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道路。个人的自由很重要,但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发展同样重要!”
教室里顿时分成了几派。有人高喊“个性解放”,有人主张“集体优先”,还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争论越来越激烈,空气中弥漫着青春期的荷尔蒙和思想碰撞的火花。
赵瑞龙碰了碰我:“你不说两句?”
我摇摇头。在这些口若悬河的同学面前,我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巨人国的侏儒。他们引经据典,谈笑风生,而我连他们提到的很多书名都没听说过。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抱歉,来晚了。”
是陈默。他拿着笔记本,安静地在后排坐下。
主持人看到陈默,眼睛一亮:“陈默来了!你是学法律的,从法学角度说说,怎么看待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陈默。他推了推眼镜,平静地说:“法律从来不是限制自由的枷锁,恰恰相反,它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规则的自由是野蛮的,正如没有堤坝的江河只会泛滥成灾。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要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点。”
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原本嘈杂的教室安静下来。
“说得好听,”那个长发男生不服气,“可是现在的法律健全吗?很多领域还是空白,我们年轻人就是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闯不等于胡来,”陈默依然平静,“改革需要勇气,但也需要智慧。法律的完善需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敢于创新,也要尊重现有的秩序。”
沈清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同意陈默的观点。完全否定传统是危险的,但固步自封同样不可取。我们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守正中出奇。”
赵瑞龙突然站了起来,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这个一直默默旁听的经管系学生。
“各位,”赵瑞龙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你们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我想问一个实际问题:你们讨论的这些哲学问题,对解决现实中的经济困境有什么帮助?现在很多地方连温饱都成问题,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收入还比不上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些高大上的理论,能让他们吃饱饭吗?”
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热烈的讨论场上。
沈清薇立刻反驳:“物质和精神从来不是对立的!如果只关注温饱,忽视思想启蒙,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但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有心思关心哲学?”赵瑞龙针锋相对。
眼看着争论又要升级,陈默开口了:“这恰恰说明改革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思想的解放,也需要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就像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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