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独坐案前,手中执笔,缓缓写下一行字:“无名者,亦能成势?”
笔锋一顿,他轻笑出声,将纸吹干,收入袖中。
窗外,雨开始下了。
与此同时,那位藏身幕后的“西席先生”终于出手了。
他不动声色,却步步为营。
三日后,安国公府账房呈上一份《捐修奏报》,言称苏氏宗族感念王妃德政,愿捐白银十万两,专用于“无名堂”扩建工程。
款项已入工部库银,只待朝廷批复后即刻动工。
名义是善举,实则暗藏锋刃。
随奏报附上的还有一份题名录草稿——首行赫然写着:“苏氏宗祠永铭此业”,其下罗列族中三代嫡系男丁姓名,字迹工整,仿佛早已备好多年。
更甚者,文书内夹带礼部某侍郎私信,暗示若允冠名,便可推动“民间述史”纳入国史馆附录,换取正统之名。
消息传到七王府时,苏锦黎正在翻阅新收的口述稿。
一封来自北境驿站的老兵信中写道:“我替阵亡兄弟记了一本行军日志,他们没留下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谁。”她指尖轻轻抚过那歪斜却坚定的字迹,忽听柳知秋急步而入,将账册与书信置于案前。
她只看了两眼,便笑了。
“他想用钱买一段历史的开头,”她低声说,“可历史不是牌位,容不得虚祭。”
她当即召见工部主事崔明远,命其彻查捐资来源。
不到一日,结果出炉:银两确出自苏家账房,但调拨凭证上有两处印章重叠,墨色深浅不一——明显是后期补印。
且其中三万两原属边军军饷周转金,去年被以“修缮祖坟”名义暂借,至今未还。
证据确凿,伪造无疑。
苏锦黎没有声张。
她在次日清晨亲自拟发一道《告天下书》,张贴于记忆塔门前、市集街口、驿站道旁:
“凡资助‘无名堂’者,功在千秋,记档留名;然殿堂之名,不以权贵冠之,不以宗族据之。名之所立,由百姓议定,由事实支撑。捐赠者可荣,不可主;出力者虽微,亦得直书其姓。”
字字如钉,敲进人心。
更令人震动的是后续举措——她宣布成立“述史评委会”,首期成员不限出身、不论识字与否,只凭真实经历与公众推举。
柳知秋牵头遴选,从各坊巷选出农妇、驿卒、盲童、老兵共九人,每月初一公开评审稿件入选资格。
消息传出,朝中哗然。
有清流讥讽:“岂能让目不识丁之人决断史笔?”
可百姓懂了。
原来不是只有会写字的人,才有资格说话。
首场评议会在春分前三日举行。
九名评议员围坐堂上,台下挤满围观百姓。
三份候选文本依次呈上:一份是某进士撰写的《贞元灾异考》,引经据典,文辞斐然;另一份为退伍校尉所录《戍边十策》,条陈严密;第三份,则是一位失明老妪口述、由孙儿代笔的《庚戌赈粮实录》。
当老妪颤巍巍起身,凭记忆一字不差背出当年户部放粮的时间、地点、数量、领粮人数乃至监官姓名时,全场寂静无声。
连那两位进士出身的作者,也低下了头。
最终,九票中有七票投给了她。
那一刻,苏锦黎坐在角落,望着窗外渐亮的天光,忽然想起前世那个总被忽略的声音——那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人,其实一直记得最清楚。
而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执笔者的身份,而是他们有没有说实话的勇气。
春分当日,细雨初歇,记忆塔西侧钟声响起。
“无名堂”正式启用。
第一块铭碑缓缓揭幕,石面之上,无帝无相,唯有密密麻麻的名字:刘阿槿、陈十三、沈大根……每一个都曾默默无闻,如今却被郑重刻下。
忽然间,乌云压顶,雷鸣炸响,大雨倾盆而下。
众人纷纷避散,唯有苏锦黎立于碑前,任雨水打湿衣袍。
她看见一个瘦小身影冒雨奔来,将一块湿透的陶片塞进“未名区”的缝隙里——
上面用炭笔写着一行字:“我爹没名字,但我给他起了一个。”
风卷雨帘,铃声沉闷。
仿佛整座天下,正在一字一句,重新写下自己的名字。
雨,未停。
而在城南巷尾,已有老人翻出尘封多年的旧账本,孩童问母亲:“爷爷写的字,也能送去吗?”
村路上,刘阿槿挎着竹篮走过泥泞田埂,身后跟着几位妇人,怀里紧抱着泛黄纸页。
春雨连绵,三日未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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