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独坐案前，手中执笔，缓缓写下一行字：“无名者，亦能成势？”
笔锋一顿，他轻笑出声，将纸吹干，收入袖中。
窗外，雨开始下了。
与此同时，那位藏身幕后的“西席先生”终于出手了。
他不动声色，却步步为营。
三日后，安国公府账房呈上一份《捐修奏报》，言称苏氏宗族感念王妃德政，愿捐白银十万两，专用于“无名堂”扩建工程。
款项已入工部库银，只待朝廷批复后即刻动工。
名义是善举，实则暗藏锋刃。
随奏报附上的还有一份题名录草稿——首行赫然写着：“苏氏宗祠永铭此业”，其下罗列族中三代嫡系男丁姓名，字迹工整，仿佛早已备好多年。
更甚者，文书内夹带礼部某侍郎私信，暗示若允冠名，便可推动“民间述史”纳入国史馆附录，换取正统之名。
消息传到七王府时，苏锦黎正在翻阅新收的口述稿。
一封来自北境驿站的老兵信中写道：“我替阵亡兄弟记了一本行军日志，他们没留下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谁。”她指尖轻轻抚过那歪斜却坚定的字迹，忽听柳知秋急步而入，将账册与书信置于案前。
她只看了两眼，便笑了。
“他想用钱买一段历史的开头，”她低声说，“可历史不是牌位，容不得虚祭。”
她当即召见工部主事崔明远，命其彻查捐资来源。
不到一日，结果出炉：银两确出自苏家账房，但调拨凭证上有两处印章重叠，墨色深浅不一——明显是后期补印。
且其中三万两原属边军军饷周转金，去年被以“修缮祖坟”名义暂借，至今未还。
证据确凿，伪造无疑。
苏锦黎没有声张。
她在次日清晨亲自拟发一道《告天下书》，张贴于记忆塔门前、市集街口、驿站道旁：
“凡资助‘无名堂’者，功在千秋，记档留名；然殿堂之名，不以权贵冠之，不以宗族据之。名之所立，由百姓议定，由事实支撑。捐赠者可荣，不可主；出力者虽微，亦得直书其姓。”
字字如钉，敲进人心。
更令人震动的是后续举措——她宣布成立“述史评委会”，首期成员不限出身、不论识字与否，只凭真实经历与公众推举。
柳知秋牵头遴选，从各坊巷选出农妇、驿卒、盲童、老兵共九人，每月初一公开评审稿件入选资格。
消息传出，朝中哗然。
有清流讥讽：“岂能让目不识丁之人决断史笔？”
可百姓懂了。
原来不是只有会写字的人，才有资格说话。
首场评议会在春分前三日举行。
九名评议员围坐堂上，台下挤满围观百姓。
三份候选文本依次呈上：一份是某进士撰写的《贞元灾异考》，引经据典，文辞斐然；另一份为退伍校尉所录《戍边十策》，条陈严密；第三份，则是一位失明老妪口述、由孙儿代笔的《庚戌赈粮实录》。
当老妪颤巍巍起身，凭记忆一字不差背出当年户部放粮的时间、地点、数量、领粮人数乃至监官姓名时，全场寂静无声。
连那两位进士出身的作者，也低下了头。
最终，九票中有七票投给了她。
那一刻，苏锦黎坐在角落，望着窗外渐亮的天光，忽然想起前世那个总被忽略的声音——那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人，其实一直记得最清楚。
而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执笔者的身份，而是他们有没有说实话的勇气。
春分当日，细雨初歇，记忆塔西侧钟声响起。
“无名堂”正式启用。
第一块铭碑缓缓揭幕，石面之上，无帝无相，唯有密密麻麻的名字：刘阿槿、陈十三、沈大根……每一个都曾默默无闻，如今却被郑重刻下。
忽然间，乌云压顶，雷鸣炸响，大雨倾盆而下。
众人纷纷避散，唯有苏锦黎立于碑前，任雨水打湿衣袍。
她看见一个瘦小身影冒雨奔来，将一块湿透的陶片塞进“未名区”的缝隙里——
上面用炭笔写着一行字：“我爹没名字，但我给他起了一个。”
风卷雨帘，铃声沉闷。
仿佛整座天下，正在一字一句，重新写下自己的名字。
雨，未停。
而在城南巷尾，已有老人翻出尘封多年的旧账本，孩童问母亲：“爷爷写的字，也能送去吗？”
村路上，刘阿槿挎着竹篮走过泥泞田埂，身后跟着几位妇人，怀里紧抱着泛黄纸页。
春雨连绵，三日未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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