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北京）
康熙帝坐在龙椅上，看着“开元文章之祖”“燕许大手笔”的记载，缓缓开口：“张说既能整吏治、定兵制，又能兴文治、改文风，当真是‘贤相’！他‘打破骈文浮华、倡导实用散文’，与朕‘崇实学、重实用’的理念不谋而合——治国既要靠强硬的军事与吏治，也需靠质朴的文化与教化，二者缺一不可。”
纳兰明珠躬身道：“陛下圣明。张说‘推动科举取士改革，选拔实干人才’，是为官的正道。
如今我大清正需招揽汉地贤才，若能学他这般‘不拘一格选人才’，定能让更多有识之士为大清效力，稳固江山。”
施琅拱手道：“张说‘亲自率军平叛乱、设节度使守边疆’，是文臣中的将才。
臣平定台湾时，也需朝中有人能‘统筹全局、制定策略’，若有张说这般臣子相助，大事定能更顺，百姓也能更早安居乐业。”
天幕继续播放了下一位大唐文臣
【张九龄是盛唐时期核心文臣、诗人，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官至中书令（宰相），被誉为“开元贤相”，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守护者，也是盛唐诗歌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关键人物。
张九龄出身岭南士族（广东韶关），自幼聪慧，7岁能文，13岁便以文章拜见广州刺史，展露文学天赋。
长安二年（702年），24岁的他考中进士，授官校书郎，凭借扎实的学识与文笔逐步晋升。】
【唐中宗、睿宗时期，他因直言敢谏、文才出众，得到宰相张说（盛唐名臣）的赏识与提拔——张说曾赞其“后出词人之冠”，不仅推荐他参与编修国史，还力荐他任中书舍人，主持诏令起草，使他成为朝堂核心文臣的后备力量。
开元中期，唐玄宗即位后，张九龄因政治立场坚定、办事严谨，逐步获得信任。
开元十一年（723年），他任中书舍人，多次就朝政弊端直言劝谏，尤其在官员考核、边疆治理上提出务实建议，深得玄宗认可；
开元十八年（730年），他升任工部侍郎，后因平定岭南少数民族叛乱有功，次年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年后升任中书令，成为大唐最高行政长官之一。
任相期间，他以“守正”为核心执政理念：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格官员选拔标准，反对“任人唯亲”，曾拒绝玄宗为宠臣滥封官爵的要求；另一方面重视民生，主张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同时警惕边疆隐患，多次提醒玄宗防范安禄山等藩将，是“开元盛世”后期重要的政治支柱。】
【开元后期，张九龄性格刚直，不善迎合权贵，与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李林甫形成尖锐对立。
李林甫擅长“口有蜜，腹有剑”，多次在玄宗面前诋毁张九龄，而玄宗晚年逐渐沉迷享乐，对张九龄的直言劝谏日渐不满；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废立太子”“是否重用安禄山”等关键问题上，张九龄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终触怒玄宗，被罢去中书令之职，贬为荆州长史。】
【他的被贬，是“开元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此后李林甫专权，朝纲逐渐混乱，为“安史之乱”埋下隐患。
被贬后的张九龄，虽远离朝堂，却仍心系国事，在荆州任上写下大量诗文，抒发对时政的忧虑与对民生的关切（如《感遇》诗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暗喻自己坚守初心、不媚权贵）。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病逝于荆州任上，享年68岁。
唐玄宗起初并未重视，直到“安史之乱”爆发（755年），玄宗逃亡蜀地时才追悔莫及，叹道：“朕若用九龄言，安有此乱！”随后追赠其为司徒，赐谥号“文献”，以表彰他的忠诚与远见。】
【此外，张九龄在文学上成就卓着：他的诗歌风格清新质朴，注重意境与现实关怀，被后世誉为“岭南诗祖”；其散文也摒弃六朝骈文浮华，趋向实用，与张说并称“二张”，共同推动盛唐文风转型。
总体而言，张九龄的一生是“开元盛世”的缩影——他因盛世而崛起，以刚正守护盛世，却也因盛世的衰落而失意；但其“忠诚、刚正、务实”的精神，不仅成为后世文臣的典范，更成为盛唐政治与文化的重要符号。】
唐朝，唐玄宗李隆基望着天幕上对张九龄的记载，手指紧握龙椅扶手，眼中满是懊悔：“当年朕若听九龄之言，不重用安禄山，不罢他相位，何至于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他劝朕‘守正防奸’，朕却被享乐蒙蔽，如今想来，真是悔不当初！”
明·洪武年间（南京）
明太祖朱元璋盯着“严格官员选拔、反对任人唯亲”的字眼，眼神锐利如刀，沉声说道：“这张九龄倒懂‘选贤任能’的根本！朕最恨‘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若我大明官员都能学他，只凭才干任职，不搞裙带关系，何愁吏治不清、天下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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