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把我叫过去，让我把报告改改，说'给乡镇留点面子'。我拿着报告回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改吧，对不起老百姓；不改吧，怕得罪领导。"老王头叹了口气，"最后我没改，直接去找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我跟书记说：'这报告要是改了，将来真出了大事，咱们没法向老百姓交代。'书记看了报告，又派了督查组下去核实，最后不仅按实际情况拨了救济款，还批评了那个乡镇的领导。"
"后来那位副县长确实有点不高兴，开会时总给我使脸色。有人劝我'低头认个错'，我说认错可以，但报告不能改。"老王头的声音提高了些，"直到三年后，那位副县长调走，临走前跟我说：'老王，当年那事，你做得对。要是当时真改了，后来那几场暴雨，咱们可能就瞒不住了。'"
台下鸦雀无声，连翻笔记本的声音都停了。李建国微微点头，对身边的解来峰说："老王这股子犟劲，我是知道的。他总是说'领导的话要经得起推敲，更要对得起老百姓'。"
解来峰也跟着点头："九十年代搞国企改革，不少职工来县委上访，都是老王带着人去做工作。他常说'老百姓不是不讲理，是咱们没把政策说明白，没把道理讲透彻'。有回他为了给一个下岗职工落实社保，跑了社保局、财政局好几个部门，连跑了半个月，最后愣是把问题解决了。"
老王头听见了，摆摆手："解书记过奖了。我就是觉得，咱们在县委办工作，离领导近，离政策近，但不能忘了离老百姓更近。这底线是什么？就是老百姓的信任。这信任要是丢了，啥都没了。"
"第二，要看得清形势。"老王头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有人说县委办就是'写写材料、发发通知'，这话不对。咱们得是县委的'千里眼'、'顺风耳'，得能从一堆文件里看出问题，从几句汇报里听出苗头。"
"九八年我当综合科科长的时候，新来的县委书记想搞'开发区建设年'，要把城南那片农田全征了，盖厂房、建写字楼。当时不少人都觉得这是好事，能拉动GDP。书记让我牵头写方案，我却犯了难。"
老王头喝了口茶，继续说："那片地是咱们县的'粮仓'，要是全征了，粮食产量肯定受影响。而且当时咱们县的工业基础还薄弱，就算盖了厂房，能不能招来企业还是个问题。我没直接说反对，而是带着两个年轻人，跑了半个月——去周边县的开发区看了看，去乡镇跟老农聊了聊，又查了近十年的粮食产量报表。"
"最后我给书记递了份调研报告，没说开发区不能搞，只说'可以先搞试点，征一百亩地试试水；剩下的地搞成经济作物种植区，让农民既能务工又能务农'。"老王头笑了笑，"书记看了报告，把我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下午。最后他拍板：先搞'小开发区'，同时建农产品加工园。结果呢？三年后，那个农产品加工园成了咱们县的招牌，比周边县的开发区红火多了。"
李建国在台下插话："这事我有印象。后来那位书记调走时，还专门跟我说'老王是个能看明白事儿的人'。咱们搞工作，不能只看眼前，得看长远；不能只听声音，得看实效。"
"可不是嘛。"老王头接话道，"看清形势不是耍小聪明，是要把政策吃透，把情况摸准。就像开车，不光要看前面的路，还得看后视镜，得知道哪儿有坑，哪儿有弯。县委办的人，就得是那个'导航'，不仅要告诉领导往哪儿走，还得提醒领导'前方三百米有障碍物，请减速'。"
"第三，要站得稳脚跟。"老王头的目光扫过台下的年轻人，最后落在季秋水身上，"小季刚来的时候，连会议纪要都写不好，我让她把全县的工作总结看了一遍，又让她跟着老同志去乡镇调研，整整三个月，她才敢独立写材料。现在呢？她是文档科科长，全县的档案管理工作做得数一数二。"
季秋水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写会议纪要，把"副县长"写成了"副现长"，是老王头熬夜帮她改过来的。第二天他没批评她，只是说："写字的笔比拿刀还厉害，写错一个字，可能就差之千里。"
"站稳脚跟靠啥？靠踏实。"老王头的声音透着诚恳，"我刚当通讯员的时候，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单位，把办公室的热水烧好，把地拖干净，把领导当天要用的文件整理好。有人说'一个通讯员，干这些没用'，但我觉得有用。这些事能让我知道，哪个领导习惯喝浓茶，哪个领导看文件喜欢用红笔圈点，哪个部门报材料总爱拖到最后一天。"
"后来我当科长，还是坚持每天早到半小时。不是作秀，是想趁清静捋一捋当天的工作。"他看着台下的年轻同事，"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有文化，但千万别急着往上跳。县委办的工作，就像盖房子，地基得打牢。墙砌歪了可以拆了重砌，地基歪了，房子早晚得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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