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认罪认罚，还有一个加剧权力失衡的改革，叫做“捕诉一体”。
以前，负责批准逮捕的，是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负责提起公诉的，是公诉科。
两个部门，互相还能起到一点微弱的制衡作用。
现在，改革了。
批捕权和公诉权，全部集中到了同一个检察官，或者同一个办案组手里。
这意味着，从决定要不要抓你开始，到审查所有证据，再到把你送上法庭，整个流程，都由同一个人主导。
自己决定抓的人，如果最后发现证据不足无法起诉，或者起诉了被判无罪，那不就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未了自己的奖金，办案检察官会倾向于将案件将错就错，一诉到底。
而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正在失守。
因为法院的绩效考核指标里，有一项非常关键，那就是“公诉机关抗诉率”。
如果法官顶住压力，给一个检察官力主起诉的案件判了无罪，检察官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
这个抗诉会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年终奖金、评优评先、甚至是职级晋升。
为了不得罪检察院，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很多法官哪怕明知案件有问题，也宁愿选择配合。
他们会在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框架内，和稀泥式地做一个微调，既不得罪检察官，也算对被告有个交代。
于是，认罪认罚绕开了证据审查，捕诉一体杜绝了内部监督，抗诉率考核压制了法院的独立性。
三者叠加，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在很多没有监管的小城市和县城里，检察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步。
要不要抓你，他说了算。
证据够不够，他说了算。
最后怎么判你，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说了算。
这就是刘建明们敢在法庭上如此嚣张的底气。
因为在扶县这一亩三分地上，他，早已习惯了当那个说一不二的法。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言论有任何问题，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早已习以为常的事实——只要我检察官认定的罪，你法院判也得判，不判也得判！
证据？那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
所以他才会觉得，只要他认定郑龙有罪，证据的瑕疵根本不值一提。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权力傲慢。
哪怕他现在极度害怕步入郑志龙的后尘，但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早已刻在了他的dna里了，那已经成为了他的条件发射！
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来说，真正的战场，根本就不在法庭上。
因为当案件走到审判这一步，一切基本都已尘埃落定。
无非就是判十年还是判八年的区别！
面对那高达99.98%的定罪率，律师在法庭上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无异于对着一堵即将倒塌的墙壁高喊：“请再坚持一下！”
毫无意义。
真正的黄金救援时间，是在当事人被警方带走的那一刻，一直到检察院批准逮捕前的37天内。
这个阶段，才是决定命运的生死时速！
一个专业的刑辩律师的主战场，首先是在侦查阶段。
他们要做的，不是准备法庭辩论稿，而是拼了命地会见当事人，寻找案件的突破口，然后拿着法律意见书，一遍遍地去跟承办检察官沟通、交涉、甚至争吵！
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不予批准逮捕”！
一旦检察院做出“不捕”决定，当事人就能在37天内重获自由，案件大概率会就此终结。
这是第一场，也是最关键的一场胜利。
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窗口，当事人被正式批捕，那么律师的第二战场，就在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
在这个阶段，律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向检察官证明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阐明强行起诉的风险，争取拿到一份珍贵的“相对不起诉决定书”，或者让检察机关主动“撤回案件”。
这同样是一场发生在办公室里的战斗，比拼的是律师的专业、耐心，以及……关系。
说来也真是可悲。
一个本该在法庭上唇枪舌战、扞卫正义的律师，其最重要的工作，却变成了在检察院里搞“人情世故”。
所以，为什么那些顶尖的大律所，都极其热衷于招揽那些从检察院系统里跳槽出来的前检察官？
他们看中的，仅仅是前检察官的业务能力吗？
不！
他们真正花重金购买的，是前检察官在系统内积攒下的人脉和关系网！
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是自己当年的同事、学弟甚至是带过的实习生。
一纸法律意见书递上去，因为署着前同事的名字，更容易被认真对待。
约承办人当面沟通，也远比一个普通律师要容易得多。
这就是现实。
张伟的狂徒律所，同样不能免俗。
他自己可以在法庭上把公诉人怼得哑口无言，他可以通过校友关系压制基层检察院，但他同样清楚，想要把律所做大做强，想要真正提高案件的“不捕率”和“不起诉率”，就必须吸纳这些“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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