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酒店套房。
阳光透过落地窗，在浅灰色的地毯上投出明亮的光斑，余夏就坐在光斑边缘的阴影里。
笔记本电脑开着，屏幕上并列着璧途的远程协作界面，以及一个不断刷新着燕城疫情新闻的网页。但他的视线焦点，大多时候落在旁边那部屏幕常亮的手机上。
他告诉父亲不去酒店餐厅、取消所有不必要的接触，理由是“避免在赴美前节外生枝”。
余志超对此表示满意，认为儿子终于懂得谨慎。只有余夏自己知道，他是害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来自医院或江静知本人的电话或信息。哪怕只是最轻微的振动，都会让他瞬间绷紧神经。
礼仪老师的课程准时开始。余夏穿戴整齐地坐在他面前，脊背挺直，表情专注，甚至能在恰当的节点提问或回应。
如果老师细心观察，会发现这位年轻学生虽然礼仪无可挑剔，眼下却有掩不住的青黑，且每隔几分钟，目光就会极快地扫向桌面上——那里，他的手机屏幕永远亮着，停留在与江静知的聊天界面。
“余先生，请注意这个细节，与学术导师共进晚餐时，餐具的摆放顺序……”礼仪老师正在讲解。
“抱歉，”余夏突然打断，声音平稳但带着不容商量的歉意，“我可能需要接一个紧急电话。请稍等一分钟。”他没等老师回应，已迅速抓起手机，确认并非医院来电后，才微微松口气，“可以继续了，老师。”
这样的中断，在每节课会发生两三次。礼仪老师修养良好，未露不悦，但课程节奏难免被打乱。余志超后来从老师委婉的反馈中得知此事，眉头紧锁。
夜晚更难熬。香港的夜景繁灯璀璨，余夏却拉紧了窗帘。房间陷入黑暗，只有手机屏幕幽微的光映着他没有睡意的脸。
他将其他人的提示都调成了静音，只保留江静知和医院的可能来电为最大音量；没有消息，他便会在黑暗里睁着眼，直到窗外天色泛起灰白。
高浓度的黑咖啡成了日常饮料，不是为了提神工作，而是为了对抗失眠与焦虑交织带来的昏沉。
他回忆起林雪曾经提到她父亲病重时的心情——“就像悬在深渊上，不知道下一秒绳子会不会断”。
如今，他自己也如同悬在一根绳子上，脚下是名为“未知”与“可能失去”的漆黑深渊。
他理解了那种恐惧，甚至更厉害——因为他连守在病房外、亲眼确认她是否安好的资格都没有。
他害怕。
害怕她像林雪的父亲一样，病情急转直下；害怕那通终于等来的电话，传来的不是她清醒的声音；害怕他们刚刚确认的心意，尚未经过时间沉淀，就要被迫承受最残酷的考验。
这种恐惧啃噬着他引以为傲的理性，让他夜不能寐，食不知味。
余志超隔着视频看着儿子眼下日益浓重的阴影和勉强维持的镇定，终于坐不住了。私下里，他对徐茹萍叹气：“你看看他，魂都丢了。这么下去，没病也要熬出病来。到了美国那边，怎么适应？”
徐茹萍正在核对家里隔离物资清单，闻言头也没抬：“你在他跟前都说不动他，隔着几千公里，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她放下笔，看向丈夫，眼神里有担忧，也有一种深切的了解，“我已经托了医院的同学，请他们帮忙关注静知的病例，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组织远程会诊。我们能做的，是动用一切资源保障那孩子的治疗。至于天天……他得自己熬过去。这是他的坎。”
就在余志超的焦虑和徐茹萍的隐忧达到顶峰时，转机在第四天到来。
礼仪老师下课走了，余夏第无数次查看手机。当那条简洁的、来自江静知账号的消息跳入眼帘时，他盯着那行字，足足过了十几秒，才像被烫到般猛地从沙发上直起身。
“我醒了。喉咙还疼，但好多了。别担心。你怎么样了？没被传染吧？”
他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确认无误。
然后，敲下那五个字：“我在。我没事。”
接着，他几乎是颤抖着手指，拨通了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联系医院副院长的号码。对方证实，江静知清晨确实恢复了意识，体温下降，精神状态尚可，已能少量饮水。
结束了短暂的通话，余夏握着手机，站在房间中央。
窗外，维多利亚港上空，晚霞满天。
他慢慢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仿佛要将积压在胸中数日的冰冷和滞涩全部置换出去。紧绷到极致的肩颈线条，松弛了下来。
他点开了与母亲的对话框，言简意赅：“妈，静知醒了，情况稳定。”
几乎同时，徐茹萍的消息也发了过来，带着如释重负的感叹号：“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余志超收到消息时，暗自松了一口气，他拿起电话，取消了原定明天上午给余夏增加的“压力管理”课程。
待他去叫儿子吃晚饭时，却见儿子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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