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国三年生人，住在天津卫南市的小胡同里。
我爹是个走街串巷的剃头匠，我娘早逝。
家里就我和爹两个人。
我们胡同最深处，有个小小的戏班子，叫“双喜班”。
班主姓裘，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永远穿着灰布长衫。
戏班不大，就七八个人，专唱些冷门戏。
但他们有个规矩，全胡同都知道。
“双喜班的戏，只能看，不能学。”
“更不准，私下里哼他们的调子。”
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次听见他们在院里练《夜奔》。
那调子凄厉婉转，像夜里猫哭。
我跟着哼了两句。
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说胡话。
梦里总看见一个穿戏服的人，背对着我，水袖长长拖在地上。
那人不停重复一个动作——慢慢转头。
可每次转到一半，梦就醒了。
爹连夜去求裘班主。
裘班主来了，站在我床前，看了我好久。
他从怀里掏出个小铜铃，在我头顶摇了三下。
铃音又脆又冷。
我竟立刻退了烧。
裘班主临走时，对我爹叹气：“丫头听见不该听的了。以后绕着戏班走吧。”
爹千恩万谢。
从那以后，我真不敢再靠近戏班院子。
但事情没完。
我十六岁那年，胡同里搬来一户新人家。
姓冯，夫妇俩带个女儿，叫冯香兰。
香兰和我同岁，长得俊俏，嗓子也好。
她不知道规矩。
搬来第二天，听见戏班吊嗓子，就在自家院里跟着学。
学得惟妙惟肖。
当天晚上，冯家就出事了。
先是冯香兰半夜在院里唱戏，穿一身不知哪来的旧戏服。
她爹娘去拉她，她回头一笑——脸上画着浓艳的妆，可那妆是反的！
眉毛往下挂，嘴角往上挑，像个倒过来的脸！
冯爹当场吓晕。
冯娘拼命摇女儿，香兰却越唱越响。
直到裘班主赶来。
他这次没带铜铃。
带了一面巴掌大的皮鼓。
他用指尖轻敲鼓面，咚，咚，咚。
香兰像被抽了骨头，软软倒地。
脸上的妆，竟慢慢渗进皮肤里去了！
第二天，香兰醒了，什么都不记得。
但她的脸，永远带着淡淡的、倒挂的眉痕。
像胎记。
裘班主对冯家夫妇低语：“令嫒……被‘那位’看中了。好生养着吧，莫再听戏。”
冯家一个月后就搬走了。
搬走那天，我看见香兰从轿帘缝里看我。
眼神空洞，嘴角却微微上翘。
像在笑。
又不像。
自那以后，我对双喜班的恐惧，深入骨髓。
但我没想到，更大的祸事，会落在我自己头上。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打进天津。
南市乱成一团，爹的剃头摊也开不下去了。
一天夜里，爹喝多了酒，红着眼睛回来。
“丫头，爹对不起你。”他声音沙哑，“爹把你……许给裘班主了。”
我如坠冰窟。
“许给他？做妾？做丫鬟？”
爹摇头，老泪纵横，“做……做‘替身’。”
我不懂什么叫替身。
爹颤巍巍解释：“双喜班每十年，要选一个清白姑娘，入班学戏。学成了，替‘那位’登一次台。登台之后，姑娘就能得一笔钱，够一辈子衣食无忧。”
“替谁登台？登什么台？”
爹不肯再说，只反复念叨：“爹没办法，爹欠了裘班主一条命啊！”
原来三年前，爹得了急症，是裘班主用偏方救回来的。
代价就是今天。
我浑身发冷，但看着爹灰败的脸，终究没忍心闹。
第二天，裘班主亲自来接我。
他身后跟着两个中年女人，都穿着素色褂子，面无表情。
“温姑娘，别怕。”裘班主语气温和，“只是学戏，三个月。期满登台一次，你就自由了。酬金五十块大洋，够你们父女离开天津，去乡下过安生日子。”
我咬着唇，点了点头。
戏班院子比我想象的深。
穿过前院练功场，后面还有一进小院，种着一棵老槐树。
树下有口井。
井沿布满青苔。
两个女人领我进西厢房，房间整洁，但窗户很小，光线昏暗。
墙上挂着一面泛黄的镜子。
镜面有许多细小的裂纹。
“从今天起，你住这里。”一个脸稍圆的女人开口，她自称荣娘，“每日卯时起，亥时息。我们教你身段、唱腔、步法。”
“学什么戏？”我问。
荣娘和另一个瘦女人对视一眼。
“《双魂记》。”瘦女人嗓音尖细，“这戏……外面没人会。是咱们双喜班独有的。”
我开始学戏。
荣娘教身段，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缓慢，像在挪动看不见的重物。
瘦女人，叫青姨，教唱腔。
那调子古怪极了，忽高忽低，中间常有长时间的停顿。
停顿时要憋气，憋到眼前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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