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春，我在天津《大公报》做外勤记者。
说是记者，其实多是跑些市井琐闻，火灾盗窃，名人婚丧，偶尔也写点影评戏谈。
日子过得匆忙而麻木，像这座华洋杂处、光怪陆离的港口城市本身。
变故始于暮春一个阴沉的下午。
我接到线报，说老城厢狮子胡同有一户姓金的人家，全家七口，接连三日，夜夜做同一个噩梦，醒来后皆神色恍惚，白日见人就躲，嘴里念叨些听不懂的胡话。
邻里觉得蹊跷，报了警，警察看了也说不出所以然，只当是犯了癔症。
主编让我去瞧瞧，写个猎奇小文，填充版面。
我本不愿接这种神神叨叨的差事，但近来新闻寡淡，还是揣上笔记本去了。
狮子胡同窄而深，两侧是斑驳的灰砖墙，空气里弥漫着煤灰和隔夜便溺的馊味。
金家住在胡同最深处，一个小小四合院，院门虚掩。
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
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水缸沿上停着只乌鸦，歪头用黑溜溜的眼珠瞅我。
正房的门帘挑着，里面光线昏暗。
我咳嗽一声：“金先生在家吗？《大公报》的记者，来问问情况。”
依旧没有回应。
我掀帘进去。
屋里摆设寻常，却有一股子难以形容的闷浊气味，像是很多人很久没开过门窗，又混杂着淡淡的、类似铁锈的腥气。
堂屋里或坐或站，有五六个人。
男女老少都有，该是金家全家。
他们都面向内室方向，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如同泥塑木雕。
“金先生？”我又唤了一声。
离我最近的一个老太太，慢吞吞地转过头来。
她脸上皱纹深刻，眼神却空洞得像两口枯井，直勾勾看着我，嘴唇嚅动，发出极轻微的气音：
“你也……梦到了？”
我愣了一下：“梦？梦到什么？”
老太太不答，只是重复：“你也梦到了……你也来了……好，好……”
她脸上竟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类似欣慰的表情，随即又转回头，恢复那凝固的姿态。
我心里发毛，走到一个中年男人身边，看打扮像是家主。
“金先生，听说府上近来睡得不安稳？能跟我聊聊吗？”
男人缓缓侧过脸。
他眼眶深陷，眼球布满血丝，眼下乌青，显然多日未曾安眠。
他看了我几秒，眼神里没有寻常受访者的局促或倾诉欲，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某种奇异的“了然”。
“聊？”他声音沙哑干涩，“聊什么？梦？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每个人……都会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那‘地方’。”他眼神飘向虚空，带着恐惧，又有一丝认命般的麻木，“知道‘它们’……在等着。”
我还想再问，他却闭上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其他家人也是如此，问急了，就只反复说“快了”、“都要去的”、“躲不掉”。
氛围诡谲得让人脊背发凉。
我匆匆记录了几笔，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小院。
回报社路上，心里还在琢磨金家的话。
“那地方”？“它们”？听起来像是集体臆症，可一家七口，老幼妇孺，同时出现如此具体一致的幻觉，实在罕见。
回到报社，刚坐下，对桌跑社会新闻的老余就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你去狮子胡同金家了？”
我点头：“邪性得很，一家子跟中了邪似的。”
老余左右看看，声音更低了：“不止金家。我今早跑公安局，听里面兄弟嘀咕，这半个月，城里陆陆续续，已经有好几起类似报案了。都是全家做怪梦，醒来胡言乱语。地点分散，互不相识，做的梦……据说还都差不多。”
“差不多？什么梦？”
“说不清。报案的人语无伦次，就说梦里有个‘永远走不出去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们，或者在看着他们。”老余搓了搓胳膊，“局里请了医生看，也说不出毛病，开了点安神的药，屁用没有。上头不让声张，怕引起恐慌。”
我心头疑云更重。
如果是个例，还能用巧合或家族遗传解释。
可互不相识的多起案例，相似的梦境内容……
这难道真是某种……传染性的集体幻觉？
几天后，事态升级了。
先是金家所在那片胡同，夜里开始传出奇怪的动静。
不是人声，是某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像是地底有巨大的机器在运转，又像是很多人在极远处齐声呻吟。
紧接着，附近几户人家也开始有人出现症状：失眠，多梦，白日精神恍惚，念叨着“路不对”、“墙在动”、“影子活了”。
恐慌像滴入清水的墨汁，开始蔓延。
警察封锁了那片胡同，禁止出入，请了和尚道士作法，依旧无济于事。
更可怕的是，封锁圈外，新的案例开始零星出现，地点毫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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