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至元十六年，临安早已改名杭州，成了江浙行省的治所。
街市依旧繁华，酒旗招展，胡音汉话交织，只是坐在马上的老爷换成了色目人或蒙古人。
我姓赵，单名一个晦字，字明远。
祖上是汴京人，南渡后勉强算个诗书传家，到了我这辈，却只能在杭州府衙做个微不足道的书办，抄录些户籍田册，领着微薄薪俸，奉养老母。
我心底深处，却藏着别样心思。
家中厢房暗格里，收着一幅泛黄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一套旧得掉渣的《东京梦华录》，还有父亲临终前紧紧攥着的一把开封土，用锦囊盛着，嘱我“莫忘根本”。
我是宋人。
至少，我心里是。
这念头在如今时世，是杀头的罪过，我自然不敢表露半分。
只在夜深人静时，对着那捧早已板结的黄土，默默念诵几句幼时学的诗词，想象那座从未谋面的、祖辈口中繁华如梦的汴京。
变故起于一个沉闷的夏日黄昏。
我照例在府衙后巷的老王头摊子上吃面。
老王头是旧日临安御街有名的面点师傅后人，做的片儿川地道。
正吃着，邻桌两个喝得半醉的蒙古探马赤军士，用生硬的汉话大声谈论着北边的战事，说朝廷大军又在崖山追剿残匪，杀得“南蛮子”鬼哭狼嚎。
我低头扒面，手指却捏紧了筷子。
“要我说，”一个军士嗤笑道，“这些宋人，骨头软，记性倒硬。都多少年了，还惦着他们那赵官家？那姓赵的皇帝小儿，在咱大汗面前，连条……”
话未说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不是愤怒的轰鸣。
是一种极其诡异、仿佛无数人同时叹息、又夹杂着瓷器碎裂、宫阙倾颓的混合声响，直接在我颅腔里炸开！
眼前猛地一黑，手里的碗“啪”地摔在地上，汤汁四溅。
“晦气！”军士骂了一句。
老王头连忙过来收拾，扶住摇摇欲坠的我：“赵书办？可是中了暑气？”
我摆摆手，脸色煞白，额上冷汗涔涔。
那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残留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怆与空洞，却久久盘踞心头。
更怪的是，那之后，我发现自己对一些关于“宋”的记忆，变得格外清晰。
甚至……清晰得过分。
夜里做梦，不再是模糊的故国想象。
而是无比真切的画面：
我看见汴河上舟楫相连，听见虹桥畔贩夫走卒的喧嚷，闻到州桥夜市胡饼羊肉的香气。
我看见宣德楼巍峨的轮廓，看见金明池粼粼的波光，看见朱雀门外那些我曾只在《东京梦华录》里读到过的店铺招牌——李家香铺、曹家肉饼、潘楼酒店……字字分明。
这些梦境逼真得让我醒来后，恍惚许久，竟觉得身下这江南的竹榻，窗外这杭州的晨雾，才是虚幻。
起初，我只当是日有所思。
可渐渐地，这些“记忆”开始侵入白日。
处理公文时，眼前会突然闪过一幅清晰的《瑞鹤图》，仙鹤姿态、宣和殿顶的鸥吻，纤毫毕现，仿佛我曾亲眼所见。
路过瓦子勾栏，耳中会莫名响起一段字正腔圆的“诸宫调”，唱的是《西厢记》里“长亭送别”一折，哀婉缠绵，而我分明从未听过全本。
甚至闻到某种特定的香料（后来知道那是龙涎），会立刻“记起”宫中大庆殿某种庄严又奢靡的气息。
这些记忆碎片，带着一种统一的、温暖的、辉煌的底色。
那是“大宋”的辉煌。
它与我现实中身为异族统治下小吏的卑微、压抑、谨小慎微，形成刺目的对比。
我沉迷于这种“回忆”。
它是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彩，是我“赵”姓背后，最后的骄傲与慰藉。
我悄悄收集一切与“宋”有关的旧物残片：半块有定窑纹样的瓷片、一页字迹漫漶的宋版书页、一枚锈蚀的“宣和通宝”。
我将它们藏在暗格，与我父亲那捧土放在一起。
每多一件，那些“记忆”就似乎更丰沛一分。
我觉得自己与那个逝去的王朝，联系得更紧密了。
直到那个雨夜。
我又梦见了汴京。
这次不是街市，是宫城。
我“走”在长长的、寂静的宫道上，两侧是高耸的朱红宫墙，天色阴沉。
我“知道”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大庆殿。
去做什么？不清楚。
只是一种强烈的、不容抗拒的“该去”的感觉。
殿门敞开着，里面没有百官，没有天子。
只有无尽的、幽深的黑暗。
黑暗中，似乎有无数的“人”站着，沉默着。
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能感到他们的“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
冰冷，麻木，却又带着一丝……贪婪的期待？
殿宇深处，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人声。
像是万千种声音糅合在一起：朝堂的争论、市井的喧闹、战场的厮杀、宫廷的礼乐、最后是城破时的哭嚎与火焰的噼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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