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多驻守草原，手握部落兵，是中央集权的潜在挑战。萧虎经毒杀、授符两事后，对诸王采取 “督查 + 支持” 的平衡策略 —— 既派中枢官员规范诸王的兵源与贡赋，防其私结部落；又给予粮草、兵器支持，助其守草原边界，让诸王 “靠中枢获利，而非靠私权”，符合元代 “以中枢统草原” 的治理逻辑。
此前，诸王常私招部落壮丁为私兵，甚至截留中枢派往草原的戍兵。萧虎如今规定 “草原部落兵需‘双籍登记’”—— 既在诸王部落名册备案，也在中枢枢密院存档；诸王招兵需 “报中枢审批”，明确 “招兵人数（不得超部落壮丁三成）、用途（仅守边，不得私用）、时限（一年一核）”。某草原诸王想招私兵五百人，中枢核查其部落壮丁仅一千人，驳回申请，改批二百人，同时道：“若边境吃紧，中枢可增派禁军支援，无需私招。” 该诸王虽未如愿，却也接受，因中枢承诺 “支援禁军的粮草由中枢承担”。
毒杀事件中，发现有诸王借 “贡赋” 之名，私向部落加征粮草，中饱私囊。萧虎遂命中书省制定 “草原贡赋章程”：诸王向部落征收的贡赋，需按 “中枢定率”（粮草不超部落年产三成，牲畜不超一成），且需 “开具中枢统一印鉴的收据”；贡赋中，三成上交中枢，七成留诸王用于部落防务，每季度需向中枢提交 “贡赋收支账册”，由御史台核查。某诸王此前私征部落粮草五成，按新章程整改后，部落首领主动向中枢致谢，萧虎对中书省道：“规范贡赋，既防诸王贪腐，也保部落安稳，草原方能归心。”
萧虎深知，草原安稳需诸王配合，便建立 “草原 - 中枢防务联动机制”—— 诸王发现草原部落异动，需第一时间派斥候报中枢；中枢根据异动规模，调禁军支援（小规模异动，派三百人以内；大规模，派千人以上）；支援期间，禁军由中枢将领统领，诸王协助提供部落向导与粮草。一次，草原某部落越界劫掠，诸王按机制报中枢，萧虎派刘七率五百禁军支援，与诸王部落兵协同，三日便击退劫掠者，事后诸王对中枢官员道：“有中枢支援，守边更有底气，不再需私结势力。”
萧虎对遵规的诸王给予嘉奖 —— 某诸王按章程规范贡赋、配合防务，萧虎奏请皇帝，赐其 “守边金腰带”（无实权，却显荣誉），并增加岁赐银三千两；对违规的诸王则适度惩戒 —— 某诸王私藏中枢拨付的兵器，萧虎命御史台核查后，罚其岁赐银一成，收回部分兵器，同时派官员前往 “宣讲章程”，避免激化矛盾。耶律楚材评价：“诸王在草原，需‘恩足以抚，威足以制’，萧将军这招，恰合此道。”
萧虎对百官的平衡，聚焦 “枢密院（军）、中书省（政）、御史台（监）” 三府权责划分 —— 既防某一府专权，又促三府协作，借毒杀、授符两事暴露的 “权责模糊” 问题，细化实务流程，让百官 “有规可依，有界可循”，符合元代 “三府共治” 的官制传统。
毒杀事件中，因枢密院调兵与中书省拨粮衔接不畅，延误了清查私党的时机；授符后，又因两府对禁军粮草的审批流程不清，导致忽必烈首次申请粮草时多等了一日。萧虎遂制定 “军政事权清单”：枢密院负责 “禁军调动、训练、防务规划”，中书省负责 “粮草拨付、军饷发放、军需制造”；两府需设 “协同专员”，每日对接事务 —— 如枢密院调兵前，需提前三日通知中书省备粮；中书省拨粮后，需及时将 “拨付凭证” 送枢密院备案。某次，枢密院调禁军支援草原，协同专员提前五日通知中书省，中书省按 “调兵人数（五百人）、时长（十日）” 备粮五千石，衔接顺畅，无延误，户部尚书道：“权责清，则效率高，此前的问题，恰因边界模糊。”
御史台此前因 “过度监督” 引发百官不满 —— 某枢密院将领按章程调兵，御史台却反复核查，延误军务；授符后，又因 “监督过松”，未及时发现东城卫粮官的小错。萧虎遂规定御史台 “三监三不监”：监 “越权行为”（如私调兵、私用粮）、监 “流程违规”（如未按章程审批）、监 “贪腐渎职”（如克扣军饷）；不监 “正常军务决策”（如训练科目调整）、不监 “日常行政细节”（如粮草分发的具体时间）、不监 “合理建议讨论”（如防务优化提议）。李御史按新规监督忽必烈治军，仅核查 “是否越权调兵、是否虚报达标率”，对 “训练顺序调整” 不干预，忽必烈道：“这般监督，既防错，又不碍实务，甚好。”
萧虎设 “中枢议事会”，每月初一由三府长官（枢密院萧虎、中书省耶律楚材、御史台李御史）牵头，各府资深官员参会，讨论 “跨府事务”—— 如授符制度推广中的 “宗室领兵粮草标准”“草原防务中的禁军与诸王兵协同”“地方卫所的监察频率” 等。某次议事会，三府共同敲定 “宗室领兵的考核标准”：枢密院评 “防务成效”，中书省评 “粮草使用效率”，御史台评 “合规情况”，三者得分均达标，方可获中枢认可。耶律楚材道：“三府协作，方能将集权落到实处，单靠一府，难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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