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年三月二十日清晨，浙江区心杏城。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极低，气温零下三十三摄氏度，湿度百分之八十三，北风三级。心杏城的街道上，行人比往日更少。戒严已经持续了八天，百姓们习惯了昼伏夜出，但天一阳不习惯。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光阳米在厨房里熬粥，粥的香味飘过来，混着炭火的味道。天一阳吸了吸鼻子，没有回头。
他知道，他不能再待在心杏城了。那里盯得太紧，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城门口设了关卡，进出都要盘查。他不能冒险。他必须走。他转身走进厨房，光阳米正把粥盛进碗里，看到他进来，笑了笑：“天大哥，今天多喝点，我放了红枣。”天一阳接过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舌头生疼，但他没有放下碗。
“我得出趟远门。”他说。
光阳米愣了一下：“去哪？”
天一阳说：“工地停工了，没活干。我听说安徽区那边有活，想去看看。”
光阳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那你去吧。路上小心。”
天一阳嗯了一声，喝完粥，放下碗。他走到里屋，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打开。玉佩、银簪、金年卡、铜钱——战利品又多了不少，最近半个月他又杀了十几个人，但他的欲望冷却期已经缩短到几小时，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必须走。他把几件换洗衣服塞进一个布包袱，把那卷众朗绳子塞进包袱最底下，又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他合上本子，揣进怀里。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光阳米。光阳米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粥勺，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天一阳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转身，推开门，走进风雪里。
身后，光阳米的声音传来：“天大哥，早点回来。”天一阳没有回头。
三月二十日深夜，天一阳赶着马车，行驶在浙江区与安徽区交界的官道上。马车不大，是他花五两银子从一个旧货贩子手里买的，车厢里铺着棉被，能睡觉，能藏东西。马是一匹老马，毛色灰白，走得不快，但稳。天一阳坐在车夫的位置上，裹着棉袄，戴着毡帽，帽檐压得很低。
冷风从北方刮来，卷起地上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官道两侧是空旷的田野，积雪覆盖，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田埂，哪里是路。月光被云层遮住，只有车辕上挂着的一盏油灯在风中摇晃，昏黄的光在冰雾中晕开，只能照亮前方几步的距离。
天一阳没有驾照，不需要。这里没有交警，没有路检，只有偶尔走过的巡逻队。跨省区的边界没有收费站，只有一块石碑，一面刻着“浙江”，一面刻着“安徽”。天一阳的马车从那块石碑旁边经过时，他停下来，跳下车，走到石碑前，伸手摸了摸那两个字——冰凉刺骨，石头表面结了薄冰。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省区之间的管辖界限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浙江区的官兵不会越过界碑去安徽区抓人，安徽区的官兵也不会跑到浙江区来巡逻。他只要跨过这块石碑，就从一个地狱进入了另一个地狱。
他爬上马车，甩了一下缰绳，老马迈开蹄子，慢悠悠地跨过了界碑。天一阳回头看浙江区，心杏城的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他转过头，看着前方黑漆漆的官道，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四月二日傍晚，安徽区永安城。气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湿度百分之七十八，北风四级。永安城不大，城墙低矮，城门也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城中街道狭窄，商铺稀稀拉拉，天一阳赶着马车进城时，守门的士兵只是瞥了一眼，没有盘问。
天一阳把马车停在一家客栈门口，跳下车，走进客栈。掌柜是个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看到天一阳进来，抬起头，笑眯眯地问：“客官，住店还是吃饭？”
天一阳说：“住店。要一间房，清净点的。”
掌柜翻了翻簿子：“二楼靠街那间，清净。”
天一阳付了钱，没有问价，也没有找零。他拿着钥匙上了楼，找到房间，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朝街。他关上门，闩上门闩，把包袱放在桌上。
他坐到床边，闭着眼睛等。等天黑。等街上的人少一些，等那些巡查的士兵疲惫一些。他要在这里杀人。他在永安城只待了一天半。
四月二日深夜，天一阳从客栈后门溜出去，穿过两条巷子，来到城东一片贫民区。那里住着的是从北方逃难来的流民，没有户口的边缘人，死了也没人管。他选中了一个蜷缩在破庙门槛上的老人，用众朗绳子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老人没有挣扎太久，不到一分钟就不动了。天一阳把尸体拖到破庙后面的枯井边，推进井里，盖上木板，撒上雪。整个过程不到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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