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乾清宫里的旨意，带着新朝的威严与愤怒，化作一道道文书，被快马加鞭送往东南沿海。
旨意中的措辞严厉而明确：红毛夷“丧心病狂，自绝于天朝”，命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督抚、总兵“同心戮力，调集精锐水陆官兵，务期殄灭此股凶顽，以彰天讨”。
首辅高拱在私信中对几位封疆大吏的叮嘱更为直白：“此乃新朝立威第一战，务必打得漂亮，速战速决，勿使丑类跳梁，贻笑四方。”
在朝堂诸公，尤其是高拱的构想中，这是一场精心设计且稳操胜券的政治表演。
新君登基，万象更新，正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冲刷前朝积弊，凝聚人心，彰显“隆庆新政”的赫赫威仪。
对手是“贪婪无度、船坚炮利但终究是乌合之众”的海寇，规模不过数艘大船，袭击一地后便遁逃无踪，正是用来祭旗，为新朝刷亮声望的绝佳垫脚石。
调遣的又是俞大猷，戚继光这样久经沙场又功勋卓着的名将，麾下兵马经过多年整顿，早已非当年吴下阿蒙。
此战，在京城权力中枢的沙盘推演里，理应是一场摧枯拉朽的追剿，一次震慑诸夷的立威，一条通往更稳固圣眷的坦途。
然而，当帝国的战争机器隆隆启动，当身经百战的将领们真正将目光投向波涛汹涌的南方海域时，他们很快发现，剧本并未按照京城书斋里的构想上演。
福建，泉州，水师提督衙门。
俞大猷接到朝廷严令和兵部、内阁联署的咨文时，眉头便未曾舒展过。
他年事已高，鬓发皆白，但一身甲胄披挂整齐。
案头上，除了朝廷文书，还摊着几份来自广东巡按、沿海卫所的详细战报抄件，以及一些通过私人渠道搜集来的关于“红毛夷”船只和战法的零星信息。
“船身巨大，三桅以上，帆面极多，逆风亦可疾驰……”
“侧舷炮窗密布，估算每船载炮不下三十门，口径似比我佛郎机铳更大……”
“登陆夷卒，队列严整，火铳齐射颇有章法，非寻常海盗散乱可比……”
“离去时航向东南外洋，速度极快，我哨船追之不及……”
这些字眼，在俞大猷这位与水师、与海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将眼中，拼凑出的形象，绝非以往那些驾着“八幡船”、凭借个人勇武和倭刀劫掠的倭寇，也不同于追逐季风、时聚时散的南洋海盗。
这更像是一支……军队。
一支拥有统一指挥、精良装备、严格纪律和明确战略意图的跨海武装集团。
“陈子恒当年示警，言及西洋夷人船坚炮利，其心叵测，非以往疥癣之疾……莫非，便是应在此处？”
俞大猷抚着胡须，喃喃自语。
他想起了陈恪数年前从金华乡辗转送来的那封满忧虑的信。
当时他虽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巡防，但内心深处，也未全信这些“化外蛮夷”能掀起多大风浪。
如今看来，那位年轻侯爷的眼光，确实看得更远，也更毒。
但圣命难违，局势也不容他再多做揣测。
红毛夷在澳头港犯下的血案是事实，朝廷震怒、要求剿灭的意志不可动摇。
俞大猷立刻行动起来，展现了他一贯的雷厉风行。
他一方面行文广东、浙江，约定三方水师互通声气，划定巡逻海域，建立烽燧预警体系；另一方面，命令麾下福建水师主力尽出，以大型战舰为核心，辅以数量众多的哨船、快艇，组成数个分舰队，以泉州、厦门、漳州等主要港口为基地，向澎湖、台湾海峡乃至更南的粤东海域进行拉网式搜索。同时，严令沿海各卫所、巡检司加强戒备，修复工事，谨防夷船再次偷袭。
俞大猷的战术清晰而传统：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以庞大的舰船数量和熟悉的海域情况，形成一张大网，一旦发现敌踪，便以优势兵力合围，迫其近战，发挥明军擅长的火器与接舷跳帮战术，一举歼灭。
起初的几天，搜索似乎卓有成效。
有哨船回报，在澎湖以东洋面发现疑似红毛夷大船的踪迹。
俞大猷精神一振，亲率主力舰队扑去。然而，当他们赶到报告海域时，却一无所获。
敌人仿佛幽灵般消失了。
不久，坏消息传来。
并非来自福建，而是广东潮州府辖下的柘林湾。
一支由五艘中型战船组成的广东水师巡逻分队，在例行巡弋时，遭遇两艘红毛夷快船的挑衅。
明军试图拦截查问，对方却率先开火，利用船速和灵活的优势，始终与明军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以精准的侧舷炮火进行骚扰射击。
明军追之不及，反被击中一艘战船的桅杆，导致航速大减，最终眼睁睁看着那两艘夷船扬长而去，只留下海面上破碎的木板和受伤士兵的呻吟。
这更像是一次试探，一次挑衅。
敌人并未恋战，一击即走，目的明确。
俞大猷闻报，心头一沉。
这不是海寇的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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