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则是商汤自己也心知肚明，即使他取代夏朝建立了商朝，论及实力，即使整合了大夏的国力，也难以独自应对来自整个东夷部落的威胁。因此，对于周边的小国，商汤采取了拉拢的策略。但对于东夷诸国，他则巧妙地运用了人皇大义的名分，实施分化和离间之计。不仅如此，商汤还选拔新的贵族（即底层中的能人）来制衡东夷诸国，以此瓦解他们的社会稳定。
底层人民对大商的政策心生向往，渴望成为那个“朝为田舍郎，暮入大商堂”的幸运儿。于是，诸国贵族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隐忍。然而，一旦有了合适的借口，他们便会大肆宣扬，最终导致许多人纷纷跳反。
贵族们的心思，底层民众虽然能够看懂一些，但由于他们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消息极度闭塞，这使得诸侯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在这种情况下，被裹挟而跳反的人不计其数。
这种剧烈的内耗让大商的王都感到如坐针毡，食不知味。然而，面对如此局面，他们却束手无策。于是，政治改革在悄无声息中开始推行。
起初，大商王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采取了联姻这一策略。他们希望通过与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国建立姻亲关系，来稳住这些国家，同时征服那些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然而，大商王朝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得那么顺利。
即使是那些看似弱小的国家，当它们面临灭国之战时，也绝不会轻易屈服。这些国家会倾尽全力抵抗大商的侵略，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大商王朝的军队虽然强大，但在面对如此顽强的抵抗时，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商王朝的力量逐渐被卷入到一场场无休止的战争中。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使得大商王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动摇。而对于大商王朝来说，这样的消耗是无法长久支撑的。
更糟糕的是，由姻亲所构建的联盟其实非常脆弱。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利益的考量，而非真正的忠诚和信任。当大商王朝面临危机时，这些诸侯国往往会选择明哲保身，甚至会背叛大商王朝，转而与其他势力勾结。
与此同时，那些置身事外的诸侯国却在这场混战中坐收渔利。它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还能趁机获得大量的资源和人口，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而所有的仇恨和矛盾都集中在了大商王朝身上，这使得大商王朝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商的决策者们迅速展开研究，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策略。他们决定对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分封，设立了四个重要的诸侯，分别被称为东伯侯、南伯侯、西伯侯和北伯侯，这四位伯侯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和地位，成为了大商统治四方的重要支柱。
同时，大商还明确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的等级制度，进一步规范了社会秩序。而四大伯侯则被确认拥有对四方诸侯的政治管辖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管理和统治周边的诸侯国，使得大商的统治更加稳固和有效。
此外，大商还将征讨不臣之徒的权力下放给了四大伯侯，让他们负责维护地方的治安和稳定。这样一来，大商就可以从频繁的战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家的发展和建设上。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想要再收回来就绝非易事了。相对于遥远的大商，四大伯侯对于周边诸侯的管辖权显然更为直接和有效，这也使得周边的诸侯国对他们更加敬畏。而且，由于大商规定的纳贡物资都需要先集中到四大伯侯手中，再由他们整理后押解进入商都，因此四大伯侯在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选择权。这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四大伯侯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让大商对他们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了四大伯侯势力不断做大的机会，让他们从虽然强大但是不足以威胁大商发展到称为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实际上的主子，可以跨国招揽人才不说，就是物资获取也简单的多。
东伯侯不仅成功接收了完整的九黎部落的金属冶炼技术，还借此一举跃升为四大伯侯中的最强者。这一巨大的优势使得东伯侯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能与之抗衡。
正因为如此，东伯侯之女与帝辛之间的政治联姻得以顺利达成。这场联姻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东伯侯的势力和权威，更为他在商朝的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代商灭国的戏码在四方频繁上演。那些原本由大商委任或赏赐封国的小诸侯国，转眼间成为了东伯侯等势力的猎杀目标。他们以各种借口和理由，毫不留情地剪除那些对他们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小贵族或新兴贵族。
在帝辛即将即位之前，整个大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除了那口头的天下共主的名号外，大商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如臂使指般地运转。帝辛的父亲帝乙，面对着崭露头角、雄心勃勃的少年帝辛（子受），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打破兄终弟及的传承传统，为帝辛争取到了继承大统的机会。积重难返的大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这个国家并不需要像他这样被困在忧愁之中、无法突破困境的国王。大商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打破现状、勇往直前的锐气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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