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0日午夜，福建莆田涵江古镇笼罩在深冬的寒气里。
保尾汽船站旁，上千人聚集在河岸两侧，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上游，一道临时筑起的拦河大坝切断了水源。下游出口处，一张细密的尼龙网静静沉在水中。
指挥部一声令下，水闸缓缓打开——积蓄了不知多少年的河水开始向外流淌。
与此同时，岸上的灯火亮了。
几千名干部、职工、民兵、群众和学生，挑着担子、端着盆子、提着水桶、抬着水车，从四面八方涌向河岸。
龙骨水车的吱呀声、消防泵的轰鸣声、盆桶碰撞的叮当声，混杂着人们急促的脚步声，在涵江的夜空中交织成一首奇特的战歌。
他们要干什么？淘干这条河。
为什么要淘干一条河？因为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军事文件，正躺在这条河的某处淤泥里。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就在几天前，两名空军军官在涵江车站弄丢了一个蓝色航空包，包里装着事关福建前线数十万大军安危的绝密作战文件。小偷抓到了，但文件不见了。
有人说，文件被撕碎扔进了厕所；有人说，被塞进了河边的石缝；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特务带走。唯一确定的是，那份文件至今下落不明。
于是，这座不大的县城，即将卷入一场罕见的保密风暴。而这一切，要从五天前那个寒冷的傍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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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9年12月11日下午五时许，一辆从泉州开往福州的班车缓缓驶入涵江车站。
车停稳后，司机熄了火，招呼乘客下车用餐。
车厢里走下一群神色疲惫的旅人，其中有两位身穿空军制服的年轻军官，他们起身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座位——前排靠窗的位置，放着一个蓝色的航空包，包面上印着一架醒目的飞机图案。
“要不把包带上？”其中一人犹豫了一下。
另一人看了看窗外，涵江饭店就在车站隔壁，几步路的距离。司机正在关门，车窗紧闭，车门锁得严严实实。
“没事，门锁了。”他说。
两人下车，向饭店走去。他们不知道，这个看似稳妥的决定，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五个昼夜里，牵动从涵江分局到中央军委的无数根神经。
二十分钟后，两人吃完饭回到车上，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的血液瞬间凝固——那个蓝色的航空包，不见了。
座位底下、行李架、车厢角落，全都找遍，没有。问司机，司机摇头；问乘客，乘客茫然。
两个年轻人的脸色煞白。只有他们知道，那包里除了几件军装、一件毛衣和一百多块钱，还有一份无论如何不该出现在民用班车上的东西——一份关于福建前线对台作战部署的“蓝标A级绝密文件”。
按照规定，这种级别的文件应当由专车、专人、武装护送。但当时前线车辆紧张，一位急需了解会议情况的首长又等着文件下达，不得已，他们选择了这条最不该走的路。
懊悔已经来不及了。两人留下联系方式，匆匆跟车离去。留给涵江公安分局的，只有一个报案电话和一张潦草的纸条。
当晚六时许，涵江公安分局值班室的电话响起。值班民警听完报案，没有多想——一个盗窃案而已，几件衣服、一点钱，能有多大事？
十分钟后，刑侦组刘组长带着两名年轻民警赶到车站。听完服务员介绍情况，三人才意识到问题的棘手：案发现场随车走了，报案人一无所知，这案子从何查起？
但他们还是查了。而且，查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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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林杰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彼时的台海局势，用“剑拔弩张”来形容毫不为过。
金门炮战刚过去一年多，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虎视眈眈，特务活动频繁，沿海地区风声鹤唳。
一个军人行李被盗，可能是普通窃案，也可能是政治案件。
林杰分析了案情：作案者不可能继续跟车去福州，多半在涵江下车；天色已晚，气温很低，逃往外地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会找地方落脚。
涵江一共只有七家旅社，排查起来并不困难。
晚上八点多，一组干警在和平旅社发现了情况。
据服务员回忆，六点左右来了一名中年男子，操仙游口音，四十多岁，个头偏矮，皮肤又黄又黑，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面粉袋。
上楼没多久就溜进厨房转了一圈，出来后又找服务员要了一把铁锁，锁上房门就出去了。
“要锁？”民警心里一动。正常住客谁会额外要锁？
在旅社负责人配合下，民警打开了那间客房。房内有两张床，靠窗的那张放下了蚊帐——寒冬腊月，放蚊帐做什么？
民警掀开蚊帐一看，凌乱的被子下面，塞着一只白色面粉袋。打开面粉袋，一个蓝色航空包赫然出现在眼前。
再搜，草席下面翻出两套军装、一件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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