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把旧皮箱放在中巴车门口的台阶上，雨水顺着车顶的铁皮往下淌，滴在他肩头。
司机甩出他的行李袋，连同车票一起扔在积水里。
“到站了。”司机说。
他没动气，拎起箱子，踩进水坑。车屁股一扭，喷出股黑烟，走了。站台上就剩他一个人，穿着没打领带的白衬衫，裤脚沾着泥。
县政府办公室没人来接。
他掏出笔记本，记下时间：下午两点十七分。又写下一行字——“没人等的领导，不是领导，是累赘。”
他抬头看了眼站台锈迹斑斑的牌子：**金山县客运站**，底下一行小字写着“班车每日一班，雨天不保”。
他拦了辆拉货的三轮，车斗里堆着化肥袋和活鸡。司机瞅他一眼：“去哪？”
“柳树沟村。”
“那地方不通班车，你不是本地人吧？”
“刚来的。”
“新领导？”司机咧嘴一笑，“上回那个来，坐小车，穿皮鞋，走到半路车陷泥里，最后是咱用牛拉出来的。”
丁义珍也笑了：“这次不坐小车，坐三轮。”
司机乐了，挪了挪屁股：“上来吧，一块钱，不讲价。”
车颠得厉害，路像被狗啃过。丁义珍抓着车斗边缘，笔记本夹在胳膊下，一页页被风吹开。他没去堵，任它翻着。
三小时后，车停在村口。
一块歪斜的水泥碑上刻着：**柳树沟村，距县城42公里**。旁边粉笔字写着：“近十年无外人来”。
他掏出手机拍照，镜头扫过那行粉笔字时，手指顿了顿。
村小学外墙斑驳，墙角堆着几袋石灰，袋子破了，粉灰被雨水泡成糊。他蹲下，用指头蘸了点，搓了搓。
“碱性重，不适合种菜。”他自言自语。
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头从校舍里探头：“你谁啊？”
“县里来的。”
老头眯眼打量：“县里来人，怎么坐三轮？”
“走路来的。”
老头愣了下，笑了：“那你真是来干活的。”
丁义珍没解释，只问：“村里谁管事？”
“老支书在屋里烧火，你要找他，得等半小时，柴湿。”
“不等。”他转身往村里走，“我先看看。”
村道是条泥沟，两边房子低矮，屋顶盖着石板和塑料布。一家门口晾着腊肉，黑乎乎的，像风干的树皮。
他敲开第一户门。
屋里黑，灶台边坐着个女人，正给小孩喂粥。孩子瘦得眼窝深陷。
“领导来检查？”女人手一抖，勺子掉进碗里。
“不检查，聊聊。”他拉过条板凳坐下，“家里缺什么？”
女人愣住，像听不懂话。
他又问：“最怕什么？”
女人低头：“怕下雨。一下雨，山路塌，娃发烧送不出去。”
他记下。
第二户，老头独居，床上铺着发黑的棉絮。墙角堆着红薯，一半发了芽。
“吃这个？”他拿起一个。
“过年才吃。”老头递给他一块风干的红薯干，“给，尝尝。”
他接过，放进公文包夹层。
第三户，女人抱着高烧的女孩坐在门槛上。孩子脸通红，呼吸急。
“几点了？”他问。
“快四点了。”
“送医院？”
“路断了，昨儿滑坡。”
他摸了摸孩子额头，烫得吓人。掏出卫星电话，信号格空着。
“山上有高点吗？”
“后头岗子。”
他脱下外套裹住孩子，背起就走。泥路滑，他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棱上，没停。
岗子顶上，信号跳到一格。他翻出县中医院号码，手抄的，打了七遍，终于通了。
“我是丁义珍，新任常务副县长。柳树沟村有个孩子高烧抽搐，需要救护车，走老县道绕行，越快越好。”
对方沉默两秒：“您……能证明身份吗？”
“证明不了。但孩子等不了。你派车，我担责。”
电话挂了。他蹲在石头上，搂紧孩子，等。
四十分钟后，远处传来喇叭声。
他把孩子交到医生手里，转身回村。
老支书已经在村委屋等着，点着煤油灯。
“你这路走得太急。”老头说，“按规矩，县领导得先到镇上开会，再下村。”
“孩子烧到四十度，等不了规矩。”
老支书不说话了，递上一杯热水。
丁义珍没喝，只问：“最想改什么？”
老头叹气：“路。修不通，什么都白搭。”
他翻开笔记本，写下三行字：
**最缺：路**
**最怕：病**
**最想改：活路**
他把这页撕下，贴在墙上，说：“这叫《柳树沟三问》。明天，我拿它去县里要人、要钱、要政策。”
老支书盯着那张纸，眼眶红了。
夜里下起大雨。
他回不去，只能留宿村校。教室没床，他铺了张报纸睡地上。雷响时，窗户被风吹开，雨水潲进来。
他爬起来关窗，顺手拉开讲台抽屉，想找张纸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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