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蹲在顾乡那间破旧出租屋的门槛上，手里夹着半根烟，烟灰簌簌落在沾着泥渍的裤腿上。四月的风裹着煤灰吹过，他眯起眼睛，又想起汪兴隆拍着胸脯说“我姨家表妹方秀丽，准保合适”时的模样。
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女声轻柔得像林间的雾，带着股松木清香。她说自己在大兴安岭林区的护林站，每天听着松涛记日志。强子握着话筒的手心冒汗，笨拙地讲着顾乡夜市上哪家烤串最香，电话那头就传来清脆的笑声。他们约好等开春，等漫山遍野的迎春花开了，就见一面。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那天强子在菜市场忙着，手机里全是未接来电。汪兴隆的声音带着哭腔：“林区着火了，她爸没了，家也烧没了……”强子攥着安全帽的手指节发白，耳边轰鸣着，仿佛能听见几百公里外的火舌吞噬一切的声响。
之后的日子像泡在浑水里。强子往那个熟悉的号码打了无数次电话，听筒里永远是冰冷的提示音。我蹲在他旁边，看着他手机屏幕上“未接通”的字样不断刷新，心里却盘算着从书里那里学来的经验——方秀丽那姑娘命里比劫强旺，克财。迷信像根刺扎在心里，我劝他：“强子，要不就算了吧。”
三个月后的傍晚，强子在顾乡大街上撞见个提着编织袋的姑娘。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发丝凌乱，眼睛却亮得惊人。强子愣在原地，那姑娘踉跄着跑过来，“我找了你半个月……”话音未落，一辆卡车轰鸣着擦过，扬起漫天灰尘。等强子再睁眼，路边只剩个褪色的碎花头巾在风里飘。这是强子做的梦，实际上那姑娘并没有找到他。
后来听说，那姑娘回了林区，慢慢也就订了婚。强子依旧在菜市场跟他母亲卖菜，只是烟抽得更凶了。有时收工早，他会坐在松花江边，望着对岸灯火发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被大火、迷信和命运冲散的缘分，都化作江面上破碎的倒影，随波逐流，再难拼凑完整。
我第三次搬家搬的比较远，租住闹市区那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四楼的房租便宜得让人心动，即便房东支支吾吾提到管道有些小毛病，我还是当场交了押金。
住进来才发现，这“小毛病”是个大麻烦。水管老化严重，水压低得可怜，水龙头拧开，只滴下几滴浑浊的水珠。住在四楼，就像住在枯井的顶端，连日常用水都成了奢望。
强子认识了楼下的邻居，房东早就疏通了关系，告诉我们到哪里取水。强子二话不说，扛起塑料桶就往楼下跑。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桶一桶地从底层人家接水，再费力地扛上四楼。那沉重的水桶压弯了他的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可他总是笑着说：“我是大力士，这点小事不算啥。”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在旧书摊上淘到了一本《金瓶梅》。泛黄的书页，古朴的装帧，一下子吸引了我。闲暇时，我就窝在狭窄的房间里，沉浸在书中的世界。老弟来串门时，也被这本书的文学水平吸引，可他总是看不了几页就没闲心看下去了。
老弟虽然是编制内人员，但收入并不高。我一直觉得以他的能力，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我四处打听，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帮他争取到了一些应得的利益。老弟对我感激不已，我却觉得这是做哥哥的本分。
不久后，老弟的单位要搬到新地址。临走前，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哥，这搬家后，生活费怕是要紧张一阵子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哥陪你去找领导，咱把该争取的都争取回来。”
那天，我们站在单位新大楼前，阳光洒在身上，暖烘烘的。我看着老弟紧张又期待的神情，心里暗暗发誓，无论如何，都要为他撑起一片天。就像强子为我扛水一样，我也要成为老弟坚实的依靠。
那天清晨五点，天还蒙蒙亮，我和儿子就推着装满新鲜蔬菜的电动三轮车，往菜市场赶。小区车库出口的通道有些窄，为了方便进出，我们尽量把车往边上靠，一直觉得卖菜走得早，不会影响到别人。
可这天，一辆黑色小车停在车库口，司机摇下车窗，满脸怒气：“你们有没有点公德心？这破三轮车挡在这儿两三天了，今天必须说道说道！”那语气，充满了火药味。我心里一惊，我们一直以为不会妨碍到别人，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我赶紧解释：“实在对不住，我们想着早点走，不会影响您，真不是故意的。”可那人根本听不进去，越说越激动，脏话一句接一句。我儿子立马就想冲上去理论，我一把拉住他。跟这种人动手，只会把事情闹得更糟。
“有话好好说，别骂人。”我耐着性子劝道。可那人恼羞成怒，突然冲上来，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我被打得踉跄了一下，儿子见状，红着眼就要扑上去，我死死拦住他。“别冲动！”我大喊一声，伸头挡在儿子身前。那人像是发了疯，又一拳砸下来，我眼前一黑，直接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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