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绘画便已成为“礼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巧与风格深深服务于等级秩序与宗教信仰。夏代的陶器彩绘虽遗存有限，但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仍能看到简洁规整的几何纹样，线条粗细均匀，色彩以黑、白、褐为主，已显现出对“秩序感”的刻意追求，与当时的祭祀礼仪相呼应。
商代是青铜艺术的鼎盛期，绘画与青铜铸造工艺深度融合。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以对称构图和刚劲线条构建出神秘庄严的视觉效果，工匠们通过“范铸法”将复杂图案精准复刻，线条转折处利落有力，既展现出高超的雕刻与绘画结合技艺，也暗藏着商人对神灵与祖先的敬畏。此时的玉器雕刻也兼具绘画性，妇好墓出土的玉凤，以流畅的弧线勾勒羽翼与身形，线条简洁却神韵十足，达到了“以形传神”的早期境界。
西周延续了商代的艺术传统，但风格更趋规整典雅。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从商代的繁复神秘转向简化庄重，窃曲纹、波带纹等线条婉转流畅，构图对称均衡，体现出“礼崩乐坏”前夕的理性审美。这一时期的帛画虽极少遗存，但从文献记载“设色之工，画、缋、钟、筐、?”可知，绘画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工匠分工明确，技巧趋于专业化。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变与“百家争鸣”的思想浪潮，推动绘画艺术突破商周以来的礼仪束缚，迈向“自觉表达”的新境界。此时的绘画不再仅仅是宗教与权力的附属，更成为承载士人情怀、记录现实生活与探索审美规律的重要载体。
在题材上，绘画开始从神权与王权的垄断中走出，转向对人间百态的描摹。《人物龙凤图》与《人物御龙图》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帛画，以细腻流畅的墨线勾勒出士大夫的形象，线条粗细变化富有韵律，衣袂飘举如行云流水，不仅准确表现了人体结构，更通过眼神与姿态的刻画，传递出人物对精神超越的追求，标志着中国绘画“以线造型”与“以形传神”传统的正式确立。此外，漆器绘画也蓬勃兴起，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棺与漆器上，红、黑、金三色交织，图案涵盖龙凤、云气、几何纹及现实生活场景，线条灵动多变，色彩对比强烈，展现出精湛的设色与构图技巧，成为当时贵族与民间审美融合的缩影。
在技巧上，绘画与书法的关联日益紧密，“书画同源”的理念初露端倪。毛笔的形制更趋完善，兔毫、羊毫的细分让线条既能挺拔如剑，也能柔婉如丝，画家开始注重线条的书写性与表现力。同时，矿物颜料的提炼技术升级，朱砂、石青、石绿等色彩更显艳丽持久，为后世工笔重彩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构图上，画家已能巧妙处理空间层次，将现实场景与神话想象融为一体，展现出对画面整体感与叙事性的探索。
在思想内涵上，绘画成为诸子百家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儒家强调绘画的教化功能，主张通过图像弘扬“仁”“礼”之道；道家则影响了绘画对“自然”与“意境”的追求，推动画家在作品中融入对宇宙规律与生命本质的思考。这种思想的交融，让绘画不再仅仅是视觉艺术，更成为承载哲学思辨与精神追求的文化载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实践，不仅在技巧上实现了从“工艺装饰”到“艺术表达”的跨越，更在理念上确立了中国绘画注重精神内涵与文化品格的传统，为秦汉绘画的繁荣与魏晋南北朝绘画的“自觉”埋下了重要伏笔。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的帝国气象为绘画艺术注入了雄浑壮阔的精神内核，使其在题材拓展、技巧精进与功能深化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连接先秦传统与魏晋自觉的关键桥梁。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治，绘画艺术高度服务于皇权统治。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虽为陶塑却暗藏绘画匠心——陶俑表面先施一层细泥，再以朱红、粉绿、紫色等矿物颜料勾勒眉眼、服饰纹路，甚至连铠甲的甲片排列、发式的细节都刻画得精准入微。千人千面的神情与规整划一的军阵布局，既展现了“以形写实”的高超技巧，更以视觉震撼彰显了秦帝国“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气魄。此外，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壁画残片，以粗犷的线条绘制龙纹、凤纹与车马出行图，色彩浓烈，构图对称，延续了战国以来的装饰传统，又融入了皇权的威严感。
两汉承秦制而兴，国力强盛催生了绘画的多元化发展。宫廷绘画体系愈发完善，设立“黄门画者”“尚方画工”等职位，画师专门负责绘制帝王肖像、历史典故与宫苑景致，如《汉书·霍光传》记载的“画周公负成王图”，便是通过图像弘扬儒家“忠君孝亲”的教化功能，将绘画与政治伦理紧密结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堪称汉代绘画的巅峰之作：画面纵向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上方以日月星辰、女娲伏羲象征天界，中间刻画墓主人辛追夫人的出行仪仗，下方以龟蛇、鱼龙代表幽冥。线条如“春蚕吐丝”般细腻流畅，色彩以朱砂、石青、石绿为主，浓艳而和谐，既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汉代工匠对空间层次与叙事逻辑的精妙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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