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这里的三家鄂温克族人，自从有了收音机之后，对于外面世界的信息，也并不是那么的封闭。
他们当初之所以不愿意，去到政府给他们所划定的居住区域定居，就是因为对外面未知的恐惧，想要生活在自己所认知的舒适环境当中。
一个中午，大家也没有跟李安客气，有任何疑问，都会询问李安，特别是关于外面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
中午饭就在巴特尔的家中吃的，另外两家人，也拿了许多东西出来，合在一块招待李安跟李守田两个人。
吃完中午饭之后，莫桑就带着李安和李守田两个人，前往鄂伦春族所居住的地方。
在1975年，东北的鄂伦春族，在政府的规划之下，有着多个聚居点，鄂伦春族并非集中在一个村子，而是分散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多个定居点或猎民村。
1950年代后，我国政府推行“定居化政策”，逐步结束鄂伦春族的游猎生活，将他们迁入政府修建的定居点（如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呼玛县、塔河县，以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乡镇）。
到1975年，大部分鄂伦春人已定居，但仍保留小范围的狩猎活动，村落分布与传统的狩猎区域相关。
鄂伦春族热情好客，对客人有独特的传统欢迎方式，1970年代，仍保留着部分习俗。
他们的欢迎仪式有敬酒与献歌，用自酿的马奶酒或白酒敬客，并唱传统民歌（如“赞达仁”）表示欢迎。
还会献上兽肉，如果是猎户家庭，会献上风干的狍子肉、鹿肉或野猪肉招待客人。
也会有烟礼，长者会向客人敬烟（用旱烟袋或鼻烟壶），象征友好。
他们招待客人的吃饭器皿是桦树皮器皿，用桦树皮制作的碗、杯，盛装食物或酒，体现民族特色。
1975年正值“文革”后期，部分传统习俗因政治环境受限，但民间仍私下保留。
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就是狩猎，尽管已定居，许多鄂伦春男子，仍从事季节性狩猎，主要猎物包括狍子、鹿、野猪等，皮毛和肉类用于交换或自用。
同时也从事采集，妇女和老人采集山野菜（如蕨菜、蘑菇）、药材（如黄芪、五味子）和桦树皮（制作手工艺品）。
政府也给他们安置了农业，部分家庭在定居点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但狩猎文化仍占主导。
这时鄂伦春族的经济，仍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和林业为辅。
在1975年的总人口，大约4000—5000人（根据历史资料，1953年普查为2262人，1982年普查为4103人，1975年应介于两者之间）。
大多数的鄂伦春族人，都被政府安置在呼玛县、黑河市、逊克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自治旗（如阿里河镇、大杨树镇）。
他们所说的语言，使用的是鄂伦春语（属满-通古斯语族），但1970年代之后，汉语普及率已较高。
他们的传统信仰是萨满教，但文革期间萨满活动被禁止。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部分家庭仍保留“斜仁柱”（桦树皮帐篷），但多数已住进政府修建的木屋或砖房。
一路上，莫桑跟李安还有李守田，一边赶路，一边给他们普及关于鄂伦春族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禁忌。
在1975年，鄂伦春族虽然已经逐步实现定居化，但部分猎民，仍会按季节进入原始森林狩猎。
他们在山中临时居住的传统房屋，依然沿用了古老的名称—— “斜仁柱”（xié rén zhù），（汉语也音译为“仙人柱”或俗称“撮罗子”） 。
在鄂伦春语，原意为“木杆支起的房屋”，直接体现其结构特点。
尽管政府已为鄂伦春族，修建了固定村落（如砖木房），但狩猎习惯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
在政策的默许下，当时政府允许猎民在狩猎期（如秋冬捕猎旺季）暂时进山，使用传统斜仁柱作为临时居所，作为深山猎场的“移动营地”，通常搭建在背风、近水源的林地中。
居住时间短则数日，长则整个狩猎季（约1-3个月）。
猎民在斜仁柱生活期间，家属通常留在村内，由男性或小群体进山，猎获的皮毛、肉类会带回定居点加工或交换。
这一时期（1975年）的斜仁柱，是传统狩猎文化与政策过渡期的独特见证，如今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
三个人往更深处的大兴安岭，走了将近两个多小时，这才看到了在一处山脚下的河边，有着密密麻麻的帐篷。
鄂伦春族人，虽然从各个定居点进山打猎，但是等他们进山之后，都会尽可能的聚集在一起生活。
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为了晚上在原始森林过夜的安全，若是碰见群狼围攻，或者是其他大型猛兽的围攻，有着足够多的人手，这一些动物，就犹如是送上门来的猎物。
这时候，回到帐篷的鄂伦春族人没有多少，好在莫桑都认识他们当中的人，跟他们说明来意之后，李安和李守田，就被鄂伦春族人，迎接着进了帐篷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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