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29日，北京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谢一扬的皮鞋踏过大理石走廊时，两侧办公室的交谈声骤然低了下去。他身后跟着两名穿检察官制服的年轻人，胸前的徽章在晨光中泛着冷光——那是周明远从最高检“借调”来的特别助理。
“谢总，这是最后一道程序了。”商标局副局长老徐擦着汗递上文件，档案袋上烫金的“绝密”二字被他手指蹭得模糊，“华为和中兴的商标初审公告期刚过，今天就能下发注册证……”
谢一扬用钢笔挑开档案袋，扫过那沓盖满红头章的文书。文件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被刻意缩小，而“扬帆实业集团”的注册商标申请却用加粗字体标注，附页里还夹着深圳某打印店伪造的《商标使用在先证明》。
“任正非派人来申诉过？”他忽然问道。
老徐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上周来了个律师团，拿着1987年的商标使用证据……”话音未落，谢一扬身后的“检察官”突然咳嗽一声，老徐立刻改口，“当然，那些材料不符合《商标法》第32条形式要件！”
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争吵。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正被保安拦在电梯口，他举着文件夹大喊：“我是华为的法律顾问！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扬帆集团恶意抢注——”
谢一扬轻笑一声按下蓝牙耳机。三秒钟后，男人的手机铃声刺耳响起。他接听后脸色瞬间惨白，文件散落一地，踉跄后退时撞翻了消防栓玻璃门。
“任总刚收到深圳税务局的稽查通知。”谢一扬弯腰拾起一份《华为商标使用历史公证书》，指尖在火漆印上轻轻一刮，封蜡便碎成粉末，“顺便告诉他，龙岗工厂的消防验收报告……在我这里。”
老徐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知道那份报告意味着什么——去年深圳葵涌大火烧死六十人的黑幕，就藏在消防验收的贿赂记录里。
同日中午，深圳华为总部。
任正非将茶杯重重砸在会议桌上，褐色的茶渍溅在商标争议答辩书上。玻璃窗外，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正忙着拆卸设备标签——根据上午收到的《商标侵权警告函》，所有印有“华为”字样的产品必须立即停产。
“谢一扬注册的是第9类电子通讯设备商标。”法律总监声音发颤，“我们的交换机、路由器……全在保护范围内。”
财务总监突然摔了计算器：“他开价多少？”
“五百万美元授权费，或者……”法律总监咽了口唾沫，“交出深圳研发中心20%股权。”
会议室死寂中，任正非缓缓展开一张传真。纸上印着武汉中院的《财产保全裁定书》，扬帆集团已申请冻结华为银行账户，理由是“避免侵权损失扩大”。
“找北京的关系。”任正非突然撕碎裁定书，“工信部、商标评审委员会，哪怕捅到国务院！”
法律总监却惨笑着推过一份《法制日报》——头版刊登着《最高检督办重大商标侵权案》，配图里谢一扬正与某位副检察长握手，背景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横幅。
下午三点，武汉东湖别墅。
张铁柱的机械臂投影出全国地图，二十三个红色光点标记着“华为”“中兴”的办事处所在地。液压关节转动时带起细微的电流声：“深圳法院已受理我们的诉前禁令申请，但郑州分公司有当地保护……”
“让周检启动B方案。”谢一扬漫不经心地擦拭一枚铜质公章，印文是“国家商标局档案专用章”的仿制品，“今晚零点前，我要看到华为在河南的销售数据清零。”
机械眼突然闪烁警报红光：“中兴派了谈判代表到武汉，带了央视记者。”
谢一扬挑眉看向监控屏。画面里，中兴副总裁正举着1985年的《商标注册证》在扬帆大厦前台抗议，央视摄像机却只拍摄他愤怒的表情，刻意避开证件特写。
“告诉保安。”谢一扬按下销毁键，监控画面瞬间雪花纷飞，“接待贵宾要用‘特殊通道’。”
傍晚六点，扬帆大厦地下三层。
中兴副总裁的西装被冷汗浸透，他面前的长桌上摆着三样东西：一份五百万美元的授权协议，一摞中兴通讯偷税漏税的“证据”，以及……他女儿在澳洲留学宿舍的实时监控截图。
“侯总考虑好了吗？”谢一扬用裁纸刀划开信封，里面掉出几张照片——武汉长江大桥下，某个酷似侯总的中年男子正将文件袋递给日本商人，“1990年你们向NEC出售程控交换机技术的事，专利局应该很感兴趣。”
侯总的手指在协议上颤抖：“当时是合法技术引进……”
“当然合法。”谢一扬突然将照片扔进碎纸机，“就像我合法注册的商标一样。”
碎纸声戛然而止时，张铁柱拎着汽油桶走进来。刺鼻的液体浇在角落的档案柜上，侯总这才发现柜子里堆满了华为和中兴的原始商标申请文件——那些本该躺在商标局档案室的绝密资料，此刻正浸泡在汽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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