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深秋，长江流域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
曹操亲率二十万水陆大军（对外号称百万）南下，荆州牧刘表之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集团在当阳长坂坡遭遇致命追击。
彼时刘备麾下仅有残兵万余，还裹挟着十余万扶老携幼的百姓，逃亡队伍绵延数十里，行进速度极为缓慢。
当曹军精锐虎豹骑在飞扬的尘土中逐渐逼近时，形势已到千钧一发之际。
张飞主动请缨，仅率二十余骑断后。他选择在当阳桥头设伏，这座简易的木桥横跨沮水，背后是茂密的树林。
张飞命骑兵砍下树枝系于马尾，在林中来回驰骋，扬起漫天烟尘，营造出伏兵万千的假象。
当曹军先锋部队抵达桥头，只见张飞身披玄铁甲胄，手持丈八蛇矛，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巍然屹立于桥前。
他运足丹田之气，声若巨雷般怒吼："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这声震彻云霄的呐喊，不仅展现出万夫不当之勇，更精准把握了曹军远道奔袭、求稳怕乱的心理。
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曹军"皆无敢近者"，成功为刘备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堪称古代战争史上心理战术与勇气结合的典范。
在刘备西进益州的战略布局中，张飞的军事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现。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的江州之战，成为关键一役。
江州守将严颜乃蜀中名将，凭借坚固城池负隅顽抗。
张飞并未急于强攻，而是派遣细作探查江州地形，发现敌军粮草补给线的薄弱环节。
他佯装分兵进攻周边县城，诱使严颜分兵救援，随后亲率精锐部队奇袭江州西门。
城破之后，张飞生擒严颜，上演了着名的"义释严颜"。
据《华阳国志》记载，面对宁死不屈的严颜，张飞怒喝："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严颜凛然回应："
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张飞非但没有恼怒，反而被严颜的气节所折服，亲自为其松绑，并奉为上宾。
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张飞在军事指挥上的灵活性，更体现出他超越武夫的战略眼光——通过收服严颜，成功瓦解了益州其他郡县的抵抗意志，为刘备平定蜀地奠定了基础。
宕渠之战堪称张飞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魏名将张合奉曹操之命，进犯巴西郡。
张合久经沙场，擅长山地作战，其率领的"虎步军"更是曹魏精锐。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张飞采取了"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策略。
他利用宕渠山道狭窄、地势险要的特点，将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消耗敌军。
命士兵在山道两侧埋设滚木礌石，又在水源处投毒，使得张合部队陷入补给困难的境地。
在八蒙山的决战中，张飞巧妙设伏，将张合部队分割成数段，随后亲自率领敢死队发起冲锋。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蜀记》记载，此战中张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合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最终大破敌军。
张合仅率十余名亲兵弃马缘山而逃，狼狈不堪。
这场战役不仅稳固了蜀汉在巴西郡的统治，更使张飞的威名威震汉中，成为曹魏将领心中不可逾越的屏障。
历史上的张飞与《三国演义》中莽夫形象相去甚远。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表明，张飞不仅擅长书法，更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
明代文人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记载，张飞曾在八蒙山之战后，以丈八蛇矛在崖壁上刻下《立马铭》："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合于八蒙，立马勒铭。"
其字体雄浑刚劲，笔法流畅自如，尽显大家风范。
清代学者赵一清在《稿本三国志注补》中评价："飞之书法，不减钟繇、皇象。"
这些记载颠覆了人们对张飞的传统认知，展现出他作为儒将的另一面。
张飞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堪称千古楷模。
自涿郡与刘备、关羽结义起，他便将个人命运与刘备集团紧密相连。
在刘备早期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飞始终不离不弃。
当刘备在徐州被吕布偷袭，妻子被俘，几乎陷入绝境时，是张飞收拢残部，助其东山再起；当刘备在长坂坡面临灭顶之灾，张飞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飞不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更在政治决策上展现出远见卓识。
刘备平定益州后，有人提议将成都城中的田宅分赐诸将，以犒赏功臣。
张飞却力劝刘备："今益州初定，民心未附，若夺民田宅，必失民心。不如将田宅归还百姓，使民安居乐业，方为长远之计。"
这一建议最终被刘备采纳，有效稳定了益州局势。
然而，张飞性格中的暴烈一面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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