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方面来的奏疏叙述了兵变起因：前几年参加兵变的营兵及家属转为矿兵、军匠户、军灶户，被发到大同城附近的云岗等地开矿。他们一向没有什么待遇，遭遇冒顶等事故被砸伤、砸死，所得抚恤金、烧埋银极为微薄。
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军矿户们所得福利几乎没有，怨气冲天；
另今年六月，兵部、户部给大同镇批了一笔工程款，用于在杀胡口外挖一条四十里长的深沟，以御敌于大同之外。
盛夏六月在大阳底下挖沟，山西按察司大同分使在奏疏中只说了四个字：众甚苦之。
好不容易八月入秋，天气凉爽，工程也干完了，营兵以为可以透一口气。但大同巡抚刘源清视察过工地，立刻要求返工，且三日内完工。
这些营兵是前几年从应州、朔州等地卫所调来的，一时群情激愤，要求巡抚更改命令。
进士出身的刘源清哪里会惯大头兵的坏毛病，他自创了几种刑罚，曰拦马、曰缠腰等，随机抽了十几名闹事的营兵当众施刑。
酷刑并没有吓倒营兵，他们私底下串联，虚心向挖矿的兵变老前辈取经。
老前辈说：我们五堡之变敢杀巡抚张文锦，你们尚不敢杀总兵朱振乎？
八月八日夜晚，大同有六、七名营兵喝过血酒盟过誓后，召集了六、七十人，举起火把涌向高官住宅区，欲将杀官的豪言壮语变成现实。
听到家丁报信，看到燃烧的火把，大同巡抚刘源清、大同总兵朱振等官员如惊弓之鸟，娴熟地逃出城来。
出城后，文武官员们分析了局势，认为大同城只有少数人闹事，大多数士兵都坚守岗位没有参与，守城士兵甚至打开城门放官员出城。若当时大家把亲兵、家丁组织起来，肯定能反杀乱兵。
如今出了城，后悔也来不及了。
幸好城里大部分士兵是信得过的，局势并不坏，应该尽快安抚大众，只办首恶，叛乱就当营啸处理，不要闹得宣大总督、北京朝廷知道。
黎明后，刘源清派人进城贴了一张告示，号召其他的大同士兵擒贼擒王，把兵变的几十人抓起来。
但是，告示中最后说朝廷处置上次兵变太宽，被俘虏的叛兵都被宽恕了，这次不再轻饶。
这句话让所有的大同军兵恐慌起来。
下午，刘源清派了总兵朱振率三百骑兵进城抓人。
当天夜里，大同城内所有的军兵哗变。他们四处放火，并在城里设置路障与朱振率领的骑兵对峙。
骑兵在城里无用武之地，又被一道道路障分割在大街小巷中，进退两难。
刘源清大怒，次日调大同城外的其他卫所官军攻入外城，纵兵杀掠，号称洗城。
内城乱兵立刻关闭内城门发动反攻，将官军赶出大同城。
朱振狼狈逃出城时，正遇上前来共襄盛举的矿兵，被积怨已久的矿兵一刀两断。
至此，大同兵变再也掩盖不住，城外的大同高层只得向朝廷上奏。
御前重臣对如何处理大同兵变的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反正大同乱兵打不出来，只是依托坚城与官军对峙，对代王府依然秋毫无犯，朝廷不急于求成解决兵变问题。
杨植三次平定过大同兵变，朝臣中没有人比他更懂大同，嘉靖决定等杨植回来再做决定。
杨植回到兵部，看过大同各方的奏疏百思不得其解：水稻推广了，煤矿开挖了，太原的煤钢联合体建起来了，照道理大同的经济总量翻倍增加了，为什么大同军兵还要兵变？
兵部尚书王廷相、兵部左侍郎陈洪谟忧心忡忡，与杨植先碰了个头。
两位上官认为：大同士兵屡屡兵变，而且性质越来越恶劣，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大，对抗上官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当年杨植领着不到二千辽兵就能打下大同城，如今大同巡抚调了上万军兵打进城去都被赶了出来。
大同局势恶化至此！
怎么大明百五十年来财富愈累积，泥腿子反而反意愈坚定呢？
“树人，咱们兵部先统一一下意见。大同你最熟，你说说看，怎么又兵变了？”
杨植皱眉道：“按察分使说得隐晦。以我的经验看，不外乎依然是大同高层坏了太祖制度，对底层极尽剥削与压榨之能事，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只让军兵干活，不管军兵生活。”
王廷相、陈洪谟均年过六十五，在地方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军户制崩坏门儿清，闻言均点头同意。
恢复太祖制度是不可能的，再搞军田集体所有制、兵民监督官员制那就是开历史倒车。王廷相绕过这个话题，问道：“那如今怎么办？”
“等等吧，晚辈认为还是要了解乱兵有什么诉求为好。这次叛乱的规模、乱兵的反抗意志远较过去炽盛，朝廷千万不能怒而兴兵平乱。”
次日朝会上，嘉靖让御前大臣们先讨论一下，王廷相代表兵部认为应该招安，让山西按察司大同分使进城了解乱兵开出什么条件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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