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忽略了杨植取巧的意图，却对苏州英才被埋没而大有感触，说：“大明负东南多矣！”
杨植吓一跳，这话也敢说？你是大明的相公呀！看看文徵明唐伯虎的脸色，却见这两人神色平常，估计平时也与王鏊说过这种事。
不过也无所谓，太祖高皇帝的祖训是“言路通畅言论自由”，大明的文人什么话都敢说。
文徵明附和道：“天下读书人尽出东南。晋川两省连一个状元都出不了，贵州广西只要写完二百字的文章就能录举人，而我们南直的英才想中个举人比登天还难。”
杨植略有些内疚，因为他是中榜，跟广西贵州同一标准。
王鏊似乎被戳中了痒痒肉，说道：“我大明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天下赋税十分之一出自苏州，山西陕西宁夏兰州西宁全靠我们南直养活。”
唐伯虎也说：“大明不如大元！大元盛世，东南何曾如今日之凋零。我朝太祖出身草莽，对有钱人仇恨，对苏州松江苛刻。”
你们这样好嘛？我好歹来自凤阳！请尊重我的籍贯！
杨植怯生生问道：“唐解元，敢问大明怎么还不如大元？”
王鏊却叹息一声：“持正公允地说，大明比大元倒退数百年，大明实乃华夏之耻，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大明！”
文徵明唐伯虎都点头赞同。仇英一个漆工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学识，懵懂无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只听王鏊说道：“前元以宽治天下，也以宽失天下。我朝开国文臣中，多有出仕前朝者，无不怀念大元。”
王鏊说的就是诚意伯刘伯温、明初文臣之首宋濂等人。他们哪怕在明朝已经位极人臣，写诗写文章还是把元朝称为圣元，落款写自己在元朝的官职，诗文中把明太祖称为贼。
宋濂在洪武二年奉明太祖之命修《元史》，书中说：“（元）师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
六合守将就是明太祖本人。也就是说，明太祖在自家修的史书里被写成贼。
当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明太祖高皇帝夺士绅之地为公田等种种措施对士绅很不友好，而元朝对士绅极好，是最尊汉人士绅的朝代。元代时士绅们田亩万顷，把大量的蒙古人发卖南洋当奴隶，家里姬妾成群，甚至用阉人来服侍，元朝廷也不闻不问。元朝灭亡时，《元史英烈卷》中记录的为元朝殉国守节的进士占到了进士的六成，为历朝最多。
文徵明长叹一声说：“皇明开国至今，幸好有识之士拨乱反正，士绅才得已恢复元气。士绅安则大明安，当今圣天子亲小人远贤臣，任用阉宦武夫，致天下动荡，民变四起，岂是长久之计！”
越说越离谱了，如果在我大清，在座的每一位都要被诛九族。
仇英活这么大，第一次跟这么大的领导见面，听他们肆无忌惮地议论当今圣上，颇有些不安，偷眼看一下杨植，却发现杨植听得津津有味。
王鏊叹息说：“衡山慎言！子不言父之过。为人臣者不能规劝君父，是我无能呀！”
唐伯虎劝慰道：“相公不必内疚。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
王鏊沉默半晌，突然说：“若有圣明天子减东南赋税，举东南士子，何如？”
文徵明苦笑着说：“只怕是做梦罢了。”
仇英杨植两人身份太低，王鏊等三人把他们当成小透明，毫无顾忌地谈论劲爆话题，从梦回大元谈到当今圣上，真正的畅所欲言。
几人发过牢骚后，王鏊留大家吃过午饭。午饭过后王鏊消食，带着仇英杨植游览庄园。文徵明唐伯虎两人早就看过多次，并没有跟着前往。
王家果然是洞庭首富，庭院非常大，从太湖引入活水，有亭台楼阁，松竹丛生。
走过九曲廊桥行至古树竹林边一堆太湖石之下，杨植让仇英去欣赏古树为今后画作积累素材，抽个空对王鏊说：“唐突地问一句，相公似有隐忧，不知所为何事？”
王鏊惊讶地看了杨植一眼，说：“你很会揣摩人心？”
杨植说：“我原籍江西，后迁至凤阳。众所周知，江西人以三大特色出名：读书、经商、做道士！我自幼跟随一游方道士学习过，略通测字卜卦看风水！”
关于江西的话倒是不假，王鏊想起那日在祠堂掷笅杯卜卦的情况，略一思索道：“测字相面，本为游戏之作，今天我写一个字，你给我测一下。”说着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一个“寜”字。
杨植装模作样看看，又掐指一算口中喃喃自语，然后说：“我等为客，寜字上面是客首，应了有客前来；中间为心，相公有心写宁字，相公之心不宁。心字下面为罒，器皿的皿，所谓君子不器，来者非君子，所说之事必定为是非之事。最下面为丁，丁者，当也，遭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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