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五月，为了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决定派一支部队向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闽浙皖赣进军。红七军团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对外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部队在秋日的阳光下穿过闽赣边界，沿途打了几场小仗，吸引了不少敌军的注意力。部队转战到闽浙赣苏区后，于七月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
这支部队确实调动了部分敌军，但自己也很快陷入了近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国民党军调集重兵，从多个方向对红十军团实施合围，红十军团是距离鄂豫皖最近的一支部队，但是军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以方、粟为代表，认为部队应当依托闽浙赣苏区的既有基础，先打几个胜仗稳住阵脚，待敌情、地形摸清、部队整训完毕之后再向北推进，最终与鄂豫皖的红八军团会合。
他们认为贸然出击不仅难以调动敌军，反而可能使自身陷入被动。另一方以刘、乐等人为代表，坚决主张立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全军出动、分兵出击皖南，以最快速度调动敌军。在他们看来，军委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分兵可以更广地发动群众，造成更大的声势，从而更好地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刘畴西在会议上多次强调，任何迟疑和犹豫都是对军委命令的违背。
争论最终以强硬的态度收场。方志敏、粟裕的意见被批评为“逃跑主义”，被指责试图放弃中央赋予的任务、擅自向鄂豫皖方向退缩。会议之后，红十军团按照刘畴西等人的主张，兵分多路向皖南出击。部队离开根据地后，缺乏稳固的后方依托，战线拉得过长，在运动中始终找不到立足之地。
川陕苏区，这片横亘于四川北部与陕西南部的山地，是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也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最为坚实的堡垒之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四川军阀刘湘在司令的支持下，调集二十余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徐想前 的卓越指挥下，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连绵的山地与河谷之间节节抗击，逐次消耗敌军，将敌人的攻势一步步引入预设的决战地带。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八万余人，缴获枪支三万余支、火炮百余门，取得了辉煌的一次胜利。
到一九三四年秋，川陕苏区面积扩展至四万两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根据地里工厂、医院、学校、兵工厂一应俱全，道路和通讯网络也在逐步完善。
田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集市上的交易比往年更热闹，从各地赶来的新兵在山谷间的训练场上列队操练，口令声此起彼伏。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片正在蓬勃生长的土地，是红军在南方根据地大片失守的背景下，为数不多仍在持续壮大的力量。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裂痕也在悄悄扩大。张国滔在根据地内部推行了过火的“肃反”政策，错杀了包括原鄂豫皖时期重要干部在内的大批忠诚同志，使得川陕苏区的政治生态蒙上了一层难以擦去的阴影。那些被错杀的同志，有的曾在鄂豫皖与张国焘并肩战斗多年，有的在川陕苏区的创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内部清洗中倒在了自己人手里。
与此同时，地方工作中推行的过“左”经济政策和错误土改，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使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侵蚀。根据地的繁荣如同深秋的果实，外表饱满光鲜，内里却已有了虫蛀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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