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计划拟定完毕的那个深夜，卫立皇独自坐在指挥部里，将厚厚一叠方案逐页核对了一遍，确认每一个番号、每一道防线、每一条补给线都没有疏漏，这才把文件装进牛皮纸公文袋，用火漆封了口。
他亲自走到机要室，站在发报员身后，看着那封长长的加密电报被一寸一寸地送出去，电键的嘀嗒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电报发完，他看了看表，凌晨两点四十分。他把双手插进裤兜，站在窗前望着夜色里远处的山影，呼出一口气，心里知道，剩下的就只有等了。
南京方面的回复比预想中来得更快。次日傍晚，译电员就敲开了他的门，递上一张已经翻译好的电文。卫立煌接过来，就着台灯的光扫了一眼——司令的批复简练而干脆，只有寥寥数行，大意是方案可行，三线合围、十万兵力的部署批准实施，各部按计划推进，不得延误。
电文末尾没有多余的话，但那个签名他认得，笔锋锐利，力透纸背。他把电文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站在窗边望着外面渐暗的天色，心里那块石头落下来一半——另一半，要等到燕子河峡谷里的枪声响起才能落定。
他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拟完计划的同一天，那叠方案还没有来得及被装进南京机要室的保险柜，就已经落到了另外两个人手里。
第一个渠道是林娥的鄂豫皖军委机关二局。这个由他一手打造的情报机构，也已经在上一场战斗中展现了锋芒，他们一直贴着国民党军的通讯网络游走。
他们的监听电台日夜不停地扫描着各个频段，从纷繁复杂的电波中捕捉、筛选、比对、破译。卫立煌发往南京的那封长电，在南京译电处被译出的那一刻，也在二局的监听笔记上留下了对应的痕迹。
当破译员把整理出来的全文送到林娥桌上时，她只翻了两页，目光就定在了那些熟悉的地名和部队番号上——鄂豫皖、燕子河、二十三军、二十五军、三路合围、十万兵力。
她当即拿起那叠纸，脚步急促地穿过走廊，敲开了周亦云的办公室。在得知国民党军将要进攻苏区的情报为了搞清楚具体的计划，在卫立皇剿匪总部的地下党同志便将情报送到了林娥的办公桌。
第二个渠道则更加直接。卫立煌的计划呈报南京之后，国民党军内部某位是我党地下党员的参谋人员，在接触到这份方案的第一时间，便将要点默记在心，通过隐蔽的方式传了出来。
两条线几乎同时抵达了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中央机要室的译电员收到了这份重要的情报，得知了鄂豫皖方向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消息，这游戏无可置疑地摆在了中央军委的案头。
彼时的中央苏区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司令调集了百万大军，在中央苏区外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红军被迫在内线疲于应战，根据地一寸一寸地缩紧，粮食和弹药一天比一天吃紧。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赣省前线，鄂豫皖方向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没有收到过像样的消息了。张国滔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去之后，那片曾经的根据地究竟还剩下什么，谁也没有确切的情报。
所以，当这这份关于鄂豫皖的情报摆在桌上时，会议室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十万兵力？三路合围？那说明鄂豫皖残存的红军至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否则国民党军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围剿。
更重要的是，这份计划中明确提到了红二十三军和二十五军的番号——这表明在那片被放弃的山区里，有人把打散的部队重新收拢了起来，不仅站稳了脚，还发展到了足以让对手动用十万人马来对付的程度。
中央当即决定派人前往鄂豫皖实地了解情况。特派员是从保卫局抽调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化装成药材商贩，带着一本假通行证和几封层层转手的介绍信，搭上一列南下的货车，在武汉换乘长途汽车，又徒步走了两天山路，终于在一个雨后的傍晚。他联系到了鄂豫皖省委，来到了他们的临时驻地。
接待他的是沈泽名。沈泽名的脸比几个月前瘦了一圈，但目光还是那种沉静而锐利的光。
他在一盏油灯下听特派员说明了来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灯芯拨亮了些，像要把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都照得清清楚楚。
“张国滔走的时候，”沈泽名的声音不高，平得像一面湖水，“带走了主力，带走了电台，也带走了中央密码本。我们剩下的人，兵不到一万，枪不够三千，苏区还被分割成七八块互不相连的碎片。那时候确实很难，有的人觉得完了，有的人想散伙回家。”他顿了一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成形就压下去的笑，“但是周亦云没走。他把那些散落在各个山沟里的连排收拢起来，挨个清点人数，重新编组。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央的情况，也没有办法跟中央联系，只能靠自己。用了将近三个月，把部队整顿成两个军——红二十三军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三军现在已经有一万多人，二十五军六千多人，加上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总共将近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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